焦虑的世代或/和焦虑的时代？——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
从电子游戏到校园枪击案，或者相反？
《纽约客》近日刊载了一篇题为《校园枪击案如何成为电子游戏》(How a School Shooting Became a Video Game)的文章，介绍了一款最近发布的游戏《期末考试》（The Final Exam）。作者西蒙帕金（Simon Parkin）讲述了该游戏的开发背景和设计过程，以及游戏创作者对于游戏与美国青少年暴力犯罪关系的看法。
《期末考试》是一款时长只有约10分钟的游戏，这个时长与真实的美国校园枪击案时长相当。玩家在游戏中扮演一名置身于校园枪击案事件中的学生，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为自己找到合适的藏身之处。同时，玩家需要收集基于真实法案的文件，这些文件提出了预防校园枪击事件的措施，如背景调查、提高购枪年龄和禁止攻击性武器。该游戏的创意由芝加哥广告公司Energy B.B.D.O.的创意总监巴尔丁（Z Baldin）和巴雷亚（Gabriel Barrea）提出，并与曼努埃尔奥利弗（Manuel Oliver）和帕特里夏奥利弗（Patricia Oliver）夫妇合作开发。这对夫妇的儿子在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道格拉斯高中的校园枪击事件中丧生——该案件造成了14名学生和3名教职工的死亡。
文章提到，美国政客经常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归咎于电子游戏，这种现象至少自1990年代以来就很常见。2012年，唐纳德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电子游戏正在“创造怪物”。2018年，在帕克兰枪击事件发生后，特朗普与游戏行业官员举行了一次会议，据报道，他在会议开始时播放了一系列暴力电子游戏的剪辑，其中包括一款游戏中的某个著名关卡——在这里，玩家被允许参与虚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2022年得克萨斯州尤瓦尔迪市罗伯小学枪击案部分遇害者的家长则在去年提起了诉讼，他们将该事件部分归咎于该款游戏，声称该游戏内容影响了凶手的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论调长期流行，并引发了越来越多关于电子游戏与青少年犯罪之联系的担忧，但也有研究认为，青少年的攻击性行为与他们玩游戏的行为之间并无关联——《期末考试》的创作者属于后一阵营。巴尔丁和巴雷亚对美国政客将校园枪击事件归咎于电子游戏的观点感到不满，相反，他们认为，一款明确主张加强枪支管制的电子游戏将提供一种有力的反叙事。奥利弗夫妇也主张，游戏可以成为比被动的媒体更有效的教育工具。他们希望通过这款游戏，让玩家体验到校园枪击事件的恐怖，从情感维度上降低犯罪动机，并推动社会对枪支管控问题的关注。
在这个意义上，游戏有可能成为减少青少年暴力犯罪的良性媒介，而不是被贴上诱导犯罪的标签——一种“从电子游戏到校园枪击案”的因果逻辑。
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焦虑的世代还是焦虑的时代？
在对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关注与研究中，青少年犯罪者的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电子游戏与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关系这一话题背后，存在着一个更普遍也更日常的背景性议题：数字媒介如何塑造当代青少年的心理空间？
乔纳森海特《焦虑的一代：童年的大重塑如何引发精神疾病的流行》（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书封
2024年3月，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新书《焦虑的一代：童年的大重塑如何引发精神疾病的流行》（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中提出，智能手机的普及和过度保护的育儿方式的兴起，导致了当代儿童大脑的“重塑”，以及随后年轻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
海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道德心理学与道德情感。他曾在2012和2013年分别入选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的“全球百大思想家”和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的“2013世界思想家”。此前，海特出版过《幸福的假说》（The Happiness Hypothesis，2006）和《正义之心：为何好人会因为政治和宗教而分裂》（Righteous Mind，2012），以及讨论学校和家庭对孩子过度保护问题的《美国精神的溺爱》（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2018）。
在《焦虑的一代》中，海特将当代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激增归因于智能手机与社交媒体的兴起。他认为，如今的年轻人表现出真正的痛苦，直接原因是他们花费了太多时间盯着那些让人上瘾的游戏与视频。此书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玩耍为基础的童年”在1980年代开始衰落，它最终在2010年代初“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到来时被消灭，这是一种“童年的大重塑”；这种重塑干扰了儿童的社交和神经发育，造成了青少年精神疾病的流行。海特指出了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具体危害，涵盖了从睡眠不足到注意力分散、成瘾、孤独、社会比较和完美主义等方方面面。他还明确向青少年提出了建议——高中前不使用智能手机，16岁前不使用社交媒体。
《华尔街日报》在去年5月对海特进行了访谈。海特谈到，2012、2013年左右，美国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和自我伤害指标急剧上升，尤其是在女孩身上。同时，同样的情况也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北欧等地发生。2010年前后，翻盖手机开始流行；2015年，孩子们则拥有了带有高速互联网的智能手机。2010年诞生的Instagram可被视为第一个专门为智能手机而设计的社交媒体。总之，2010至2015年，人们迎来了一种“基于手机的童年”的巨变。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也造成了当代的“道德恐慌”。在该访谈的YouTube视频下，许多评论对海特的观点表示了赞同。
《焦虑的一代》一经出版即在学术界和社会各层面引发大量关注。它很快登上了《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榜首，并至少连续23周在该榜单占据一席之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经济学人》《卫报》《泰晤士报》《今日心理学》等媒体评论都对此书给出了肯定性的评价。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演员宋飞、比尔盖茨等社会名人对海特的研究进行了公开赞扬。
2024年12月4日，盖茨在“GatesNotes”网站上发布了他对《焦虑的一代》的评论文章《线上成长的代价》（The Cost Of Growing Up Online）。此文认为，海特的结论令人信服。盖茨尤为关注社交媒体对于批判性思维和注意力的影响，以及海特提出的社交媒体影响中显著的性别差异。盖茨写道：“近年来，严重的心理健康挑战似乎对年轻女性的打击尤为严重。与此同时，年轻男性的学习成绩正在恶化，他们的大学入学率正在下降，他们无法发展来自现实世界互动和冒险的社交技能和适应能力。换句话说：女生正在陷入绝望，而男生正在落后。”
此外，该书的理念也吸引了专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去年6月，美国卫生局局长穆尔蒂（Vivek H. Murthy）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危机迫在眉睫——社交媒体已成为一个重要因素。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费超过三小时的青少年面临焦虑和抑郁症状的风险增加一倍。……现在是时候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贴上卫生局长的警告标签，指出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严重危害有关了。”他曾在2023年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咨询报告（Social Media and Youth Mental Health: The U.S. Surgeon General’s Advisory），对立法者和相关政策制定者、科技公司和平台、监护者、学校、青少年和研究者提出了具体建议。穆尔蒂认为，“当社交媒体的危害与不安全的汽车、飞机或食品造成的危害一样紧迫或普遍时，为什么我们却没有做出反应？这些危害不是意志力和父母教育的失败；它们是在没有足够的安全措施、透明度或问责制的情况下释放强大技术的后果。”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也在去年8月开学季到来之际，呼吁该州所有学校立即限制在课堂上使用手机，并提醒教育界领导者注意在教室中使用手机对心理健康、学业和社会造成的风险。他在官方致信中写道，相关“学校和学区已经看到了限制校园内智能手机的积极影响，一些学校报告称，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参与度都有所提高，校园霸凌和对学校设施的破坏也有所减少。”
与《焦虑的一代》引发的关注与认同相伴随的是同样不在少数的质疑与批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发展心理学家坎迪斯奥杰斯（Candice Odgers）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的书评《大重塑：社交媒体真的是青少年精神疾病流行的幕后推手吗？》（The Great Rewiring: Is Social Media Really Behind An Epidemic Of Teenage Mental Illness?）。该文认为，能够支持海特观点的证据目前尚不明确，屏幕时间是不是导致青少年抑郁和焦虑水平上升的原因尚无定论。
奥杰斯在文中列举了具体的研究结论对海特进行反驳。她指出，焦虑和抑郁等精神障碍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一系列复杂的遗传和环境因素驱动的。过去20年来，美国大多数年龄段人群的自杀率一直在稳步上升。研究人员指出，枪支的可获得性、遭受暴力、结构性歧视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性虐待、阿片类药物泛滥、经济困难和社会孤立是主要因素。在她看来，“海特是一位天才的故事讲述者，但他的故事目前还在寻找证据”。“更糟糕的是，大胆地将社交媒体归咎于此可能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有效应对当前年轻人心理健康危机的真正原因。”
1月23日，《新共和》杂志发表了评论文章《手机真的会摧毁孩子的心理健康吗？》（Are Cell Phones Really Destroying Kids’Mental Health?），作者是弗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教授维迪亚纳坦（Siva Vaidhyanathan），他对海特之论提出了更为直接的批评。在他看来，海特的著述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等广泛背景中的各种复杂影响，这种思想之旅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狭隘而枯燥的社会意识”。
维迪亚纳坦一方面对海特的实验方法进行了质疑，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受试者的样本数量过小，以及受试者的对象选择（他们通常是名牌大学的心理学学生，很容易猜测到实验的研究目的）。另一方面，和奥杰斯的观点相近，他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例如家庭虐待、经济压力、社会环境等。根据CDC的调查，家庭虐待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联比屏幕使用强13倍。因此，他主张针对相关问题提出更为复杂的解释框架。
从另一个角度看，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其实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例如缺乏社会安全网络、工作不稳定、育儿困难等。维迪亚纳坦提出，对于那些生活在不友好家庭或社区中的青少年来说，手机和社交媒体可能是他们获取支持和联系的重要途径。他说道：“对于生活在充满敌意的、冷漠、不讲理的家庭，或不宽容的社区、教会中的年轻人来说，手机可以成为救命稻草。”
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上，维迪亚纳坦主张更全面和政治化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限制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使用。他强调，社会和经济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比技术使用更为关键。“在过去二十年接二连三的经济危机中……数百万美国儿童（和成年人）的家庭失去了财富、房屋、工作和机会……儿童失去了社会联系和机会。在他们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全球性、世界历史性的动荡，他们的心理健康怎么可能不受损害呢？”
《纽约客》主编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在去年4月也对海特进行了访谈。在题为《乔纳森海特希望你收走孩子的手机》（Jonathan Haidt Wants You to Take Away Your Kid’s Phone）的纪要中，雷姆尼克提到了“代际差异”的问题，这是海特观点中的重要因素。（此处的语境是，海特认为智能手机并没有导致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雷姆尼克问道：“我成长于（认为）‘如果你坐得太靠近电视，你的眼睛会坏掉；如果你看《活宝三人组》，你的脑子会坏掉’的世代。但是我们在收音机时代幸存了下来，我们在电视时代也幸存了下来。为什么（现在）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这个问题有趣且切中肯綮。
结合前文维迪亚纳坦的观点，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考虑海特的说法：在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可能不仅存在着一个“焦虑的世代”（Z世代），而是也存在着一个“焦虑的时代”。
如何认识社交媒体：巨无霸还是万宝路？
1月22日，在《纽约客》专栏文章《社交媒体更像香烟还是垃圾食品？》（Is Social Media More Like Cigarettes Or Junk Food？）中，乔治城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指出，历史表明，我们对社交媒体的集体态度可能正在走向岔路。这体现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针对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新立法上。
近来，美国加州通过了《适龄设计规范法案》（Age-Appropriate Design Code Act），其中包括了限制儿童数据收集和减少可能导致过度使用的诱导性设计的条款。犹他州的《社交媒体监管法案》（Social Media Regulation Act）增加了一项要求：儿童在开设账户前必须征得父母同意。纽约州的类似立法针对的是向儿童推荐内容的算法，大概是为了降低这些平台的吸引力。但美国许多州的法案都面临着违宪的挑战。与此同时，斥资440亿美元收购Twitter的马斯克可能正在利用他目前对特朗普总统的影响力，阻止类似的禁令。
纽波特认为，上述法案更像是垃圾食品法规，而不是香烟禁令——它们旨在使相关产品更安全，并为家庭提供更多工具来管理其危害，但最终让它们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人。相比之下，其他当局的选择更接近于香烟禁令。例如，去年秋天，澳大利亚通过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全国性法律，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包括TikTok、Facebook、Snapchat、Reddit、X和Instagram）禁止16岁以下的用户使用。这些公司有十二个月的时间来制定执行方案，否则将面临可能超过三千万美元的罚款。这一大胆的举措在公众中广受欢迎。YouGov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7%的澳大利亚人支持这项法律。
纽波特认为，当下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搞清楚：对于孩子来说，社交媒体更像巨无霸还是万宝路？如果是前者，那么美国可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是后者，那么澳大利亚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例子。
乔治城大学传播、文化和技术领域教授美格琼斯（Meg Jones）告诉纽波特，“当儿童的活动涉及永久性或难以逆转的后果（纹身、合同），成瘾（烟草、赌博），具有高剥削可能性的活动（危险和娱乐工作）时，以及父母无法评估或管理风险时，我们会对儿童实施彻底的禁令。”在她看来，在未来，社交媒体在美国可能会受到严格限制。“我认为年龄验证将会在今年通过宪法的审查，我们将看到一波州法律限制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纽波特写道：“香烟值得禁止，因为我们担心儿童时期的吸烟可能会导致终身成瘾，增加患肺癌、心脏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而消费垃圾食品似乎是一种可以由父母控制的活动，适度消费可能不会直接导致永久性的损害。”目前，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香烟是被禁止的，而垃圾食品只是受到管制。但是，人们对于垃圾食品和香烟的态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也是历史性的，受到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气氛的影响。
通过回顾香烟禁令和垃圾食品限制令在美国历史上的起源——前者发生于1880年代，并得到了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的协助；后者发生于1970年代，恰逢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引发美国民众对政府干预不满情绪的时期——纽波特提醒人们，当下正处于一个动荡而重要的岔路口和转变期。“无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很明显的是，自从孩子们开始使用社交媒体以来，我们的社会似乎第一次准备好进行一场真正的辩论。”
尼尔盖曼性侵丑闻与“女权男”的两幅面孔
尼尔盖曼
1月13日，多名女性在美国媒体Vulture上公开指控著名作家尼尔盖曼（Neil Gaiman）对她们实施性侵犯行为，并公开讲述了她们的经历。早在去年7月，一家名为Tortoise Media的播客就爆出新闻，称尼尔盖曼被两名女性指控性侵，随后一连更新了六集内容，报道了多达五名女性的指控。然而，为了保护她们，当时受访的女性采用的都是假名或者没有披露全名。但在最新这篇报道中，记者莉拉夏皮罗采访的对象已经多达八位，其中四位也曾是Tortoise播客的来宾。其中一位受访女性名为斯嘉丽帕夫洛维奇（Scarlett Pavlovich），她在22岁时于新西兰第一次遇到了盖曼的前妻阿曼达帕尔默（Amanda Palmer）。此后帕夫洛维奇一度到盖曼家中为他们照看孩子，也就是在这段工作期间，她遭到了盖曼的数次侵犯，甚至是在孩子在场的情况下，盖曼还暴露出性虐待倾向。
自从去年7月份的爆料以来，尼尔盖曼面对所有指控的态度都是相当一致的：他坚决否认所有针对他的控诉，并坚称所有关系都是出于双方自愿。在回应帕夫洛维奇的一份声明中，尼尔盖曼的代表律师也斥之为“虚假的且可悲的”。但在被侵犯之后，帕夫洛维奇仍与盖曼保持联系，她需要向这位大作家保证，承认双方的关系是出于自愿，并答应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据报道，帕夫洛维奇最终收到总计9200美元的封口费。到了2023年1月，她终于向警方报案，指控盖曼性侵，但警方发言人称“此事现已结案”。除了帕夫洛维奇之外，包括一位不愿意透露全名的女士卡洛琳以及其他受访者，都曝光了不少她们被盖曼侵犯的细节，而事后盖曼也同样要求她们签署保密协议并给予一定的封口费。尼尔盖曼的前妻、歌手阿曼达帕尔默近期也首次公开回应了针对这位作家的性行为不端指控。帕尔默和盖曼此前于2011年结婚，并育有一子，目前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帖称：“由于离婚程序仍然在进行中，我无法公开发表评论。请大家理解我的首要身份是一位家长。此刻请各位尊重我的隐私。”
现年64岁的尼尔盖曼生于英国，堪称是当代最为重要也是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盖曼的创作涵盖奇幻、科幻、惊悚等类型，还创作漫画绘本，他同时也是一位剧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括漫画系列《睡魔》（Sandman）以及小说《星尘》《美国众神》以及《好兆头》等。尼尔盖曼的不少作品也已经被搬上银幕，近年来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好兆头》也颇有人气。然而，随着去年7月的指控出现以来，盖曼的多个电影和电视项目都受到了影响。亚马逊Prime Video制作的《好兆头》系列几乎已经搁置，目前第三季将以一集90分钟作结；迪士尼则暂停了对盖曼的《坟场之书》（The Graveyard Book）电影改编的制作。据信奈飞也取消了盖曼的作品《死亡男孩侦探社》的改编计划，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与盖曼面临的性侵指控有关，因为基于盖曼原著的《睡魔》第二季仍然有望于今年在奈飞平台播出。
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尼尔盖曼此次被曝出性侵丑闻，除了意味着又一位知名文化人士的“塌房”之外，更为关键的或许是提醒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曾在过去数年里为女性发声的男性，或者借用中文互联网上常用的说法，是对“女权男”们的重新审视。在美媒Vox上，一篇题为《尼尔盖曼与伪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就不忘拷问时下该如何面对那些曾经摆出过开明立场的男性。作者指出，几年前，曾经是自由派宠儿的喜剧演员路易CK和导演乔斯韦登便首当其冲：前者被指控性侵，后者则被曝出曾经霸凌他人，但这些消息曝出的时候，其时美国文化界尤其是自由派内部仍然没有过度为一种清算或取消文化所统摄。相较之下，近来才爆发出的对盖曼的集体指控，很容易让人们循着其过往的言行立场展开清算，因为长期以来盖曼都被视作是女权主义者的“盟友”。
在过去，尼尔盖曼非常乐于展示自己作为“女权男”的一面，他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获得了性别红利的青睐，这种认错态度显然使得他相比起其他男性而言显得更加“真诚”。盖曼曾在2021年于推特（现为X）上发帖称：“在我看来，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社会中就意味着你从属于一个父权社会，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真实面貌，你无法通过宣布自己要离开来离开它，或从中脱身而去，就像你不能通过宣布不想遵守某项法律来离开社会一样。相较之下，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站在整个社会的立场上，你都应尽你所能去改善现状，并心怀希望。”但另一方面，盖曼似乎并不擅长描绘女性形象，他故事中的性暴力描述也一度引发争论，甚至他的读者也承认，盖曼并不擅长描写女性——他似乎不愿意在大多数故事中以女性为中心，甚至老是详细描述她们的乳房。盖曼的行为之所以让人沮丧，在于尽管好莱坞以及盖曼所成名的出版业看起来远比特朗普治下的华盛顿有着更加自由的环境，但很多好莱坞电影在女性主义等议题上已经渐趋保守。另一方面，美国许多大型科技公司都由一批在性别议题上和一般美国民众并无二致的保守的亿万富翁经营着。在这种“退步”特质颇为显著的气氛下，盖曼曾经代表或代言过的女权主义，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此，Slat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更为直接，将盖曼此次性侵案视作“女权男的终结”（The End of Male Feminist）。文章指出，从某种角度来看，口称女权男、实际却是性侵加害人，这种虚伪的面孔似乎比那些顽固不化的性别歧视者的言行暴力更令人厌恶。文章更试图分析，被指控行为不当的女权男们似乎有两种心理：其一，他们对性别平等的摇旗呐喊不过是一种蓄意欺诈，单纯是为了掩饰其内心自私残忍的一面；其二，有的女权男或许真的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相信强迫女性遭受性羞辱是人畜无害的成年人的玩闹。对此，本文作者也继续追问，为何女性或女性主义者如此执着于拥有男性作为她们的盟友呢？在作者看来，这或许无关性别对立，而是双标，因为尽管任何性别平等的进步都需要男性的加入和支持，但女性主义者们往往在男性做出一丁点微小的艺术或政治贡献时就给予莫大的肯定。随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加上特朗普时代2.0已经到来，如今一个男的声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已经不像前些年那般令人感到惊奇或兴奋了，尤其是特朗普的崛起让许多进步的白人女性认识到，将女性主义视为一场狭隘的、单一问题的运动，仅与性别有关，这是错误的。当反对堕胎、提倡传统性别角色的右翼保守派也开始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时，这个词也就开始失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