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从省城顺流而下三百里，便到了昔日繁华的下洋港，这里是我“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故乡。九十多年前的某天，外曾祖父跟着十几户人家，挑着担子来到下洋港，从此扎根异乡......日子就像沙洋河的流水，下洋港盖起了一幢新房，然后新房变成了老宅，故园变成了荒土，最终成为隐没在我们这一代人记忆中的“异乡”。
初来乍到
我的外曾祖父原姓许（他的子女们经常听到别人叫他“二男伯”），生于1920年，原籍在武汉。在他十二岁时，正如我的二外公所说“人都是为了活”，外曾祖父挑着扁担和破被子从省城逃荒，来到下洋港投靠了董锦茂的药店，成为药店里的学徒。在一本名为《家乡往事》的文集里，记载了这一时期下洋港的繁荣景象：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下洋港有二十多家杂货铺，十四家药铺、六家刨烟铺，还有金货铺、广货铺、铁匠铺、木匠铺、豆腐铺、酥式铺和裁缝铺。粮行是东八家，西七家，勤行（做面点的作坊）有二十多家，还有花行、猪行、鱼行、牛马行和柴行。榨坊有两家，酒坊六家，染坊两家，肉案就是二十多家。还有饭馆、茶馆和鸦片烟馆。在四方街还开有四家赌场。当时有名气的大商铺是张恒锋、万泰和的杂货铺，黄德锋的皮头铺，董锦茂的药铺，陈昌成的烟铺和邹子于的榨坊。
然而，此时下洋港的繁华即将被战争的炮火彻底打破。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此后便一路沿着汉宜公路长驱直入。次年，下洋港沦陷。日军驻扎在距离下洋港五公里开外的杨浲，派伪军的一个连驻守在下洋港。“日本鬼子”在下洋港周围“清乡”、打劫、抓共产党、烧房子：
有一次，一队日军30多人，从南门进下洋港，排着两行纵队，前面一个军官右手拿着一把闪亮的军刀（称“东洋刀”），刀尖向上，走着正步领队向前。后面的日军扛着上了刺刀的长枪行进，他们头戴三块布的军帽，扎着腰带，蹬着皮靴，横眉竖眼，充满杀气......在伪军军官和伪区政府区长、保长的陪同下，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又排着队，离开下洋港。
下洋港的大致方位
据说在日据时期，这些手拿“东洋片子”的“日本鬼子”也经常来外曾祖父工作的这家药铺买药。有一次，“日本鬼子”看外曾祖父人高马大，便点名要和他摔跤。最后外曾祖父赢了，“日本鬼子”恼羞成怒，拿起枪就要打他，外曾祖父连翻了几道土墙逃跑，但最终还是不幸被抓了起来。就在“日本鬼子”把他活埋了半截的时候，保长及时赶到，过来求情。最终外曾祖父被“日本鬼子”放了，此后，“日本鬼子”竟然开始欣赏起为人实在的外曾祖父。
1945年9月，新四军到达下洋港，日据时代结束，一度繁荣的下洋港百废待兴。此时，做事勤恳、肯吃苦的外曾祖父得到了药房老板的赏识，他也因此获得了另开药店的权利。当地于是有了这样的记载：
董世泽：董锦茂分店的店主。店铺在东街中段，即邹宏生茶馆东边，店门坐北朝南，门前有五六级石台阶。1949年前后才开的药店。中药，西药都有。
我的二外公说外曾祖父有三门手艺：一是治疗皮肤病的药方，我的妈妈在初中时手上生疮，就是被外曾祖父的皮肤病药方治好的；二是烧伤的膏方；三是做药丸，先炮制好中药，然后碾成粉，做成药丸。从他的子女记事开始，这三门手艺就成为了药店的招牌。然而，在外曾祖父去世后，这些药方便因后继无人而宣告失传。
当时，大夫和药房是分开的：医生只管开方子，病人拿着方子去药铺抓药。外曾祖父为人和善，穷人抓药钱不够，他也愿意做赊欠的生意。病人可能很长时间没有还钱，于是久而久之，他也就忘了；有人送一筐青菜萝卜，或者一担茅草烧柴充了药钱，他也都欣然接受。四十年后，我的舅舅和外公经常在周末去附近农村的堰塘钓鱼。（正值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土地开始承包保护，但他们也搞不清楚哪些堰塘是被承包的）有次人家赶他们走，但听到我的外公说他们是医院董医生家的，塘主马上说他认得，还邀请外公和舅舅去家里吃了一顿饭——可见外曾祖父当年的确留下了好口碑。
而在药房生意之外，“30来岁，身材高大，长方脸，一表人才”的外曾祖父，也活跃于下洋港的文艺活动中。解放初期，下洋港演革命现代剧《白毛女》，他“头戴礼帽，手拄文明棍，扮演地主老财黄世仁，演得很逼真”。初来乍到的外曾祖父，也算是融入了下洋港热闹喧嚣的生活。
浅薄的“后福”
从“日本鬼子”手下死里逃生后，大家都说外曾祖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后福”的确来了，但却未免太浅薄。1940年代初，外曾祖父当了董家的儿子，而下洋港有一套独特的风俗习惯：本地入赘，叫“坐椅子”，又叫“上门”，就是男子到女家结婚，并成为女家的家族成员，做“女婿儿子”……本地有一句俗话：“吃起饭来一大桌，问起姓来各是各。”在旧社会，“坐椅子”、“招女婿”要请“中人”和双方族人签订合约。主要内容是：改名换姓，养老抚小，有财产继承权。生了孩子，一子归宗，其余的孩子均属女方姓氏。（所以按照当地风俗，外曾祖父改姓董，而他的八个子女，除了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的小外公姓许，其余也都姓董）
他的爱人，也就是我的外曾祖母，名叫巧芝（文集里有记载，但外婆回忆叫巧生），在当时的下洋港，算是一对使人称赞的“美貌夫妻”了。
凭借着开药店的积累，外曾祖父的积蓄足以让我的外公过上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在外公上小学的时候，走到下洋港四方街上随便一个铺子，他都可以记账买东西吃，好像外曾祖父就是他的“信用卡”，每月结清，从不拖欠。直到现在，长辈们还会谈论起那时家里因为做药铺生意而积累的一坛“金银财宝”：在“动荡”时期，外曾祖父把坛子埋到了某处墙根下。直到1970年代风声过去，某天夜里，外曾祖父才开始了他的行动。舅舅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他的父亲和祖父拿着铁锹，骑上自行车出门的场景，但他也同样难以忘记二人归来时的失落：“金银财宝”早已被别人挖走，他们败兴而归。在下洋港的另一处，有一户人家抢在外曾祖父的行动之前，成为了“暴发户”。
好景不长，生下外公四兄妹之后，外曾祖母在1953年英年早逝。此后外曾祖父续弦，二外曾祖母和外曾祖母是表姐妹，但她对外公四兄妹并不好。在生下五个孩子之后（1971年前后），二外曾祖母也因一场大病而撒手人寰。
随着两个外曾祖母的先后离世，外曾祖父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命中克妻，自此再未婚娶，独自一人拉扯大大小小八个孩子。舅舅听我的外公回忆，外曾祖父上班时，总会把家中大门上锁，让一屋子的孩子在家。外曾祖父给每个会认字的孩子发一张白纸，规定要求写满毛笔字，而不会认字的孩子，则在后面的院子里玩。外公的一手好毛笔字，也就是从当年大门紧锁的家中逐渐练就的。而外曾祖父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比如他严令禁止外公三兄弟抽烟。多年后，我的表姑某天看见我的二外公去上厕所，随后烟雾从露天厕所飘出来。在她向我的外曾祖父打完小报告后，外曾祖父冲进厕所，给了他二十多岁的儿子一个耳光。
药店的生意每况愈下，中医药铺的地位逐渐被卫生院的药房取代。1956年，新中国基本实现了公私合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市场上的私人资本被相继收购，外曾祖父的药店被合并到了卫生院里，外曾祖父留下一个吃“商品粮”的饭碗，在杨浲卫生所谋得了一份工作，全家也换上了城市户口。但从此，外曾祖父家里只留下了一栋木结构的老宅，用的木材都是外曾祖父从武汉进到的好木头。六十多年后，在我们过年回家的路上，这栋“三层木板房”的老宅在一千公里的长途旅行中被反复提及。车子经过长江大桥，于是我也开始想象这些木头是如何从汉江一节节地顺流而下，顺其自然地漂流到下洋港，造的这栋楼的——然而遗憾的是，老宅大概在1985年，作价2000元人民币转手他人。
日伪占据时期（1940-1945）下洋港街道地图，老宅在红圈处
祸不单行，在外公读完小学之后，“历史问题”被旧事重提，成了压在身上的一座大山。当大字报贴满了下洋港，曾经颇受“日本鬼子”欣赏的外曾祖父，很自然地被扣上了“日本人的翻译官”的帽子（后来在“平反”时期，家人曾询问过外曾祖父他究竟是不是“日本人的翻译官”，但他却说“连中文字都认识不了几个，还说日文呢！”）。在这场浩劫中，因小商贩的“出身”和跟“日本鬼子”接触的经历，外曾祖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他一面接受红卫兵的游行批判，一面还要护住家里的大大小小。外公为了让他的父亲少挨一些批斗，也加入了红卫兵的队伍，成为了“向勇兵”。
然而，纵使饱受打击的外曾祖父尽力维持，随着家里经济条件每况愈下，下洋港的洪流还是冲散了这一家人：因为舅舅所说的“成分不好”而没有途径学习，或是外婆口中的“贪玩调皮”，在大多数教师一夜之间变成人人喊打的“右派”、“造反派”、“走资派”，中小学散伙停课闹革命，部分师生外出串连的时代，作为长子，外公并没有继续上初中，而是在15岁的时候参加了工作，以绵薄的收入补贴家用。
然而仅凭两个劳动力，也难以维系一大家子的日常开销，因此，外公的大妹妹和二妹妹也开始参加生产劳动，留下三妹妹在家里照看五弟弟、六弟弟，最小的妹妹被送回了咸宁的姑婆家里，她寄人篱下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回来都说咸宁话了。在此之前，四妹妹刚满周岁就被送到附近的王集，成为了王家的女儿——当她在1973年重新回到这个印象模糊的“家”的时候，她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
早在外公的四妹妹回家认亲的两年前，受到“谁反对毛泽东思想队的成员，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呼声的保护，石龙乡文工团的一批成员平稳地结束了她们为期四年的集体劳动，从栽树、搬砖、排节目的劳动生活中光荣下岗，从此各奔东西。而其中的一位成员，后来成为了下洋港这个大家庭故事里的一部分。
“小家”和“大家”
当我问及外婆有关外公的事情，她告诉我：“你这么写，外公是中医世家，祖传三代学医，他们都治好了很多人的病……”这是外婆最先想到的，关于“大家”的故事。
囿于时代和个人兴趣原因，外公三兄弟最终没能接过外曾祖父挑到下洋港的担子，他们不再从事药店生意，而是开始学医。从十几岁刚参加工作开始，外公在“五三”农场的医院给人挂号，在杨浲的医院学过中医，最终来到合作医院的血防站工作。经合作医院董院长的介绍，外公在1971年认识了外婆。1970年代末，我的舅舅和妈妈先后出生。
然而伴随着“四人帮”被打倒，红卫兵也就遭了殃。1977年5月，某天合作医院的大院里搭起了台子，外公和几个“造反派”教师被喊到台上，随后就被“弄到了生产队”，在“前进大队”的“红卫兵学习班”里进行“学习”和劳动改造，插秧扯草。
外公进了“学习班”，也就意味着合作医院再也没有这个“小家”的容身之处。送外公去“学习班”那天，他们三个人走到了杨浲，在我的外曾祖父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然而此后，“何以为家”便成了一个问题。我的外婆至今都不知道那些日子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她只记得她曾带着两个子女四处辗转：下洋、杨浲、何集、熊店……最终他们回到下洋，固定地往返于下洋和石龙两地。但借用当时外婆在石龙的邻居的调侃，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在下洋过日子”，而是“一个月回石龙三次，一次住十天”——毕竟这里是外婆的娘家，是这个“小家”唯一能得到包容和庇护的地方。
好在事实正如外婆至今挂在嘴边的“老天爷保佑”，在五个月后的国庆节，外公就从“学习班”回到了下洋，随后带着“小家”回到了合作医院。这着实给了我的外婆一个“惊喜”——在此之前，外婆每天都睡不好觉——她认为自己就要成为秦香莲。
最终，在1979年8月29日，这也是这个故事中第一个出现精确日期的日子，我的外公被调往石龙镇医院，这个聚少离多的“小家”终于开着拖拉机，搬进了石龙镇医院后面的平房。后来这些员工宿舍在1987年改成了三层楼的楼房，他们的运气不错，抽签抽到了三楼宽敞明亮的三居室——石龙镇于是变成了“小家”最终团圆的地点，也成为了我印象中最初的“外婆家”。
在石龙镇，“小家”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1975年撤区并社，石龙镇成为合作公社的管理区。两三年后，石龙镇和周边乡镇的医院合并，医院的方院长派外公去县城学习放射医学，外公从此开始在放射科工作，直到退休。外婆一开始在杨浲五队做出纳工作，后来在石龙医院负责收费——她不止一次地强调，收费窗口可是医院的“门面”，她可是把青春都丢到了石龙医院。
而在医院的工作之外，我的外婆说他们还“种过十年的地”。在全县开展分田到户工作之后，我的外婆、舅舅和妈妈三人是“石龙公社梭墩大队一组”的农村户口，也使得家里分到了两亩七分地。这些土地由外婆的大弟弟帮忙打理。在去镇医院斜对过的粮管所交完公粮之后，家里也有多的几麻袋粮食，外公就把家里的几十斤粮食背到县城里两个子女就读的中学，换来了他们在学校食堂的粮票。后来我的外婆经常跟我说，要把自己的“饭碗端牢”，大概也和这段交公粮的日子有关。
在“小家”的日子逐渐稳定下来之时，我的外曾祖父终于光荣退休了，从此开始了他骑上自行车，在子女的“小家”构成的“大家”之间穿梭自如的退休生活。但忙碌了一辈子的外曾祖父终究还是闲不住，他坐上长途汽车，沿自己来到“异乡”的路逆流而上，到武汉的长堤街进一些零零碎碎的小商品，运回家后，推着小板车，在杨浲的路边摆个地摊叫卖。夏天太阳毒，他会用几根竹竿上面撑一块白布，再用绳子斜拉在地上的石头上，做成一个简易的亭子。做这些小买卖，他独自一人打发着自己的生活。直到外曾祖父68岁，我最小的姑婆即将中专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才宣布自己干不动了。
祖父的遗嘱
正如当年要求孩子们写字，外曾祖父同样在意孙辈们的学习。舅舅回忆，外曾祖父经常说董家谁要是考取了大学，一定要请客庆祝——而且要一家发一个水果罐头当随手礼。1989年，我的舅舅考入了京山县一中，第二年正好赶上“亚洲雄风”乍起，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必须购买运动服。然而家里条件有限，在县城住校的舅舅难以张口要钱，于是硬着头皮给他的祖父写了一封信，问能不能借五十块钱，等他的父亲有钱了再还给他。
很快，舅舅收到了祖父的汇款单，在汇款人留言一栏，他写道：
你父欠我帐，难以算清。哈哈。你要听老师话，团结同学，努力学习。
舅舅将这张字条从汇款单上剪下来，珍藏至今。当舅舅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我们可能都在努力地想：当一生严肃的祖父（外曾祖父），在给他自己的长孙填写汇款单，写下“哈哈”两个字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大概是充满了慈祥、温情和爱意吧？
外曾祖父给舅舅的留言
1993年，在三年高中，一年补习学校的经历后，我的舅舅考上了大学，成为了董家的第一个大学生。面对这样一件要发“水果罐头当随手礼”的喜事，我的外曾祖父和外公都很高兴，虽然彼时改革的春风已经吹了将近二十年，但他们都还是说，多亏了邓小平，要不然，论我们的家庭成分，肯定没有上大学的机会。
拿到录取通知书是八月，临行前舅舅去他的小姑姑家看望祖父。此时外曾祖父已经73岁，身形有些佝偻，步履蹒跚，声音虽然慈祥，但是虚弱。他和我的舅舅坐了一会儿，坚持找来纸笔，颤巍巍地写下对舅舅的嘱托。写好了，怕舅舅不认识，再给他慢慢地念了一遍：
爹爹在病中几句格语请长孙劳记心中
1.进学校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努力学习争取做一个人才
2.在工作中尊敬领导团结同事不怕苦不怕累做一个劳动模范同志。
不吃烟不抹牌，做一个上为国家出力，下为人民服务（的人）。
1993年八月二十六 祖父亲笔。
确信他听懂了，外曾祖父才把这张纸交给了我的舅舅。外曾祖父递出那张纸，好像完成了他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舅舅接过这张纸，也自感责任重大。然而，当他走过自嘲的所谓“忙忙碌碌，碌碌无为”的半生，再次回忆起这两句祖父对董家长子长孙的期许，舅舅却会感叹：“这两句话，做起来好难哦！”
然而那次见面竟成了诀别，半年后他放寒假回家，才被告知他的祖父已经去世。我的外曾祖父最终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是被葬在了下洋港——这片曾目睹他大半生悲欢离合的异乡土地。“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在1994年的元月三日，我的外曾祖父一生迈过无数坎坷，最终没能迈过这道。
外曾祖父对舅舅的嘱托
后记：薪尽，火传
我从未见过我的外曾祖父，甚至对于外公，我的记忆也十分有限。他们的故事，大部分都是从外曾祖父的子女、我的外婆、舅舅和妈妈对于“下洋的爹爹”的记忆中获得的，但和他们有关的很多细节，却早已先于故事的讲述而隐藏在我的生活中。外公和外婆曾经带过我一段时间，在我上幼儿园时，外公每周都会去家对面的书报亭买一本儿童杂志和我一起读——读书写字、学习文化已经成为了世代相传的习惯。而在我每次回外婆家时，都会经过故事上演和谢幕的石龙镇医院，跨过那条流向下洋港的司马河。我好奇地打量外婆家那篇“莫生气”的格言，惊叹于小卧室内一墙厚重而泛黄的医学书籍，沉迷于外婆对往事无数个“还有一次”的讲述之中。
当我跟我的二外公（前文所述因抽烟挨打的，外公的大弟弟）交流时，他遗憾于年轻时埋怨父亲“怎么把这么大个家族搞成这个德行”，以至于失去了很多听父亲“讲古”的机会。但他一直说我的外公对于这段家族史“彻底知道”，也曾想过要做点什么，却最终没有“做成器”。2009年外公去世，带走了很多和外曾祖父有关的信息，有很多事情我们再想了解，但也无从考证了。从此在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之间，一息尚存的联系被完全切断。
如今的下洋港，早已面目全非：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家跑到下洋港去“吊青”，但在我目之所及，看到的只有及腰深的杂草。沙洋河也因上游水库的建设，被淤积的泥沙永远地围困在昨日。那个热闹的下洋港、三层楼的老宅、墙根下的金银财宝……“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渺远得似乎只是长辈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玩笑罢了。
外婆说我们“没有家”。的确，在乱世之中，逃荒、投靠、入赘、续弦，一个新家庭的诞生，是无数旧家庭的解构重组，要说我们究竟“从哪里来”，可能只有一个“原籍武汉”的模糊结论了。正如我的外婆所说，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都将“成为永远的回忆，画上句号”了。如今的我们可能正在目睹亲切的“故乡”变成难得一见的“异乡”（以至于此刻我对祖辈们的记录仅是一篇苍白无力的流水账）；我们可能无法接过外曾祖父挑到下洋港的担子；我们也可能难以成为外曾祖父说的“人才”和“劳动模范同志”。但有些融入血脉的东西，它从来不会计较“我们是谁”，只是随着外曾祖父笔下几代人之间“难以算清”的欠债一样世代相传，就像下洋港的流水那样，没人管没人顾，就会自己默不作声地流到沙洋河，流进汉江，接到长江，汇入东海……好在“薪尽”总会有“火传”，我们会一直像外曾祖父和外公一样，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做一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