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47年，大宋庆历七年，大辽重熙十六年。
这一年的四月份，大宋宫廷里面举办了一场婚礼，是由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操办的。谁结婚啊？居然有这么大面子？
新郎官叫赵宗实，是宋仁宗的侄子。你想，仁宗今年38岁了，不年轻了。他结婚23年，总共生了三个儿子，但都夭折了。为了以防万一，就找了一位关系比较近的侄子，小时候养在宫里，虽然不是太子，但算是皇位的一个备胎吧。这就是新郎官赵宗实。
新娘子叫高滔滔。她既是宋初名将高琼之后，也是曹皇后的外甥女，也是自小就被曹皇后接到宫里养大的。
你看这对青年男女：一个是皇帝的养子，一个是皇后的养女，同岁生人，这一年都是虚岁16，又同在宫里生活多年，算得上是青梅竹马。所以，年岁一到，仁宗和曹皇后一合计，就给他俩凑了一对。
熟悉历史的朋友会知道，这两位，其实就是未来大宋的第五位皇帝宋英宗和他的高皇后。明年5月，他们还会生下一个儿子，那就是大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而高皇后，后来又成了高太皇太后，元祐年间掌握朝政八年之久。
你看，每一个时代都是既在展开自己的故事，同时也在为下一个时代的到来埋下伏笔。
那就顺便交代一下：这是我们《文明》第一季的最后一期节目。第二季随后就会正式上新。
那在这第一季的最后一期，我打算集中来回应一个问题，一个很多朋友都在问的问题：咱们这个节目既然叫《文明》，那就应该回望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话题就不应该局限在中国。可是整个第一季，完全没有提到中国之外的世界，这是为什么呢？
好，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以及为什么我们暂时搁置了跟它们有关的话题。
纪年之惑
为什么整个第一季的《文明》节目，我们都没有提到中国之外的世界？“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是不想做，是真的很难做到。
我先举个例子，你感受一下我的难处。
我们《文明》节目是从公元1000年讲起的。哎，你听这个词儿：“公元”，那可是一个从欧洲开始的概念，公元元年就是从耶稣诞生开始算的。整日子嘛，总该有点庆祝。还记得公元2000年，第二个千禧年时候，世界各地热热闹闹的庆祝仪式吧？光纽约的时代广场就聚集了200万人。照这么往回推，公元1000年，也就是第一个千禧年，可就是耶稣他老人家诞辰1000年，欧洲或多或少总该有一些庆典吧？
哎，不好意思，这个真没有。
公元1000年的这第一个千禧年，整个欧洲找不到任何庆典的记载。哎，奇怪，这可是欧洲中世纪啊，宗教氛围那么浓厚，耶稣诞辰1000年，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表示表示说不过去吧？为啥啊？
原因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欧洲人，并不知道这一年是公元1000年。
公元纪年这种东西，它成为欧洲人普遍使用的历法，还要再等将近600年，到了1582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的时候，才正式推行。这个教皇是谁啊？在中国澳门设天主教的教区，就是他干的。你想，这已经是中国明朝的晚期了。所以，公历纪元确立得非常非常晚。
那问题来了，公元1000年它到底是哪一年呢？你要是对应到中国历史，很清晰，这是北宋年间真宗在位的咸平三年。但是这一年你要问欧洲人，那可就麻烦了，因为欧洲人还没有普遍用公历，他们用什么方式纪年呢？答案是，各家用各家的，没个准谱儿。
比如，有文化的人，有的用罗马建城的那一年当元年，
有的是用罗马皇帝戴克里先称帝那一年为元年，
有的是以希腊召开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一年为元年。
宗教界还有所谓的“世界纪年法”，也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日子当元年。
那亚当夏娃是哪一年呢？问得好，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各种说法之间相差有上千年。别说亚当夏娃了，就是耶稣出生到底在哪一年，其实当时也没有共识。我看到的资料，当时至少有六种以上的说法。要不怎么法国哲学家伏尔泰说：“罗马人常打胜仗，但不知是哪一天打的”。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还只是文化人，如果是欧洲普通老百姓日常用的纪年方法，就更粗糙了，通常就是当地国王继位的年份，比如这个时候的法国卡佩王朝的人，就说这是罗伯特二世统治的第四年。这跟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一样，你说今年是鲁襄公二十二年，还没出山东呢，另一拨人就说这是齐庄公三年，翻过太行山，又变成了晋平公七年。你看，各地有各地的说法。
那你说，这不是乱套了吗？其实你想，乱才是正常的；不乱，全世界有一个统一的纪年方法，反而是不正常的。
为啥？因为这个时候，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大多数人过的都是“本地生活”。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子。他一辈子生老病死，都只和本地资源、和熟人相关。你可以代入这样的生活想一想：村里的老太太聚在一起聊天，说到哪一年，可不就是：那是我生我家老二那一年，发大水之后的第二年，村长他们家娶媳妇那一年，等等。本地生活的人，用本地的重要事件当标尺来纪年，这就完全够用了嘛。
而用什么公元纪年，或者是像中国这样，用朝廷颁布的年号来纪年，这在本质上是要求一个过本地生活的人，用一个死去很多年的，自己也不认识的人的生日，或者是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规定，也就是年号当时间坐标，这反倒非常奇怪。那是一种对本地生活的入侵，是要花很大气力，很长时间才能做到的。
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文明的力量多么强大。到这一年为止，中国人用皇帝的年号来纪年，已经有1000多年的传统了。比如在这一年，公元1047年，随便在大宋朝的哪个村口找个老太太，她都知道这是庆历七年。为什么呢？因为朝廷每年颁布的历法上有年号，朝廷征发赋税、徭役之类的文告上有年号，家谱、族谱上也有年号，买卖土地的契约上还有年号，可以说年号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老太太都不需要识字，因为她身边会有无数人嘴里念叨着年号。
你抽身出来一看，那可是1000年前啊，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啊，朝廷定下一个时间标准，居然就能影响到几千里之外的人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多么罕见的文明成就啊。所以，咱们不能怪当时的欧洲落后，我们反倒是要为中华文明惊叹，怎么就能在那样的技术条件下，创造那么大范围、那么深入的公共生活？
那么多人共享同一张时间表，说叫它什么名字大家都管它叫什么名字，这个公共生活的深度是非常伟大的，这样的公共生活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本地生活”这个词，各村人过各村的，村外的事情你管不着。欧洲人大多数过的就是这种本地生活。
在欧洲，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迅速地进入“黑暗的中世纪”。虽然现在有些学者说，中世纪没有那么糟糕。但是，总体上，尤其是中世纪的前五百年，欧洲处在一个更贫穷落后的状态，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那你说原因是什么？最浅层的答案，当然是战乱。但是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大规模战争的结果，是打出了一个新的秩序，就像在中国历史上常见的那样，旧王朝崩溃之后，乱上一段时间，总能打出一个新的草头王。那接下来很可能是繁荣，而不是像欧洲这样，陷入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欧洲当时的情况是，西罗马帝国的大共同体解体了，确实是到处打仗，人人自危，盗匪横行，但并没有打出一个新秩序。所有人开始了小共同体的本地生活。欧洲到处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庄园。
这就可怕了。战争对财富的摧毁是暂时的，而全面陷入本地生活，那就不只是对财富的摧毁了，那甚至是文明的浩劫。你可千万别觉得遍地庄园是什么田园牧歌啊。陷入本地生活结果是什么？我们一层层地看。
第一个结果，就是贫穷。
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繁荣的基础是分工和合作啊。一旦进入本地生活，和外部的分工合作网络也就崩溃了，财富增长也就不再可能了。
吴伯凡老师就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城市化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一大堆人聚在一起，而是人类获取生活物资的方式变了，从本地获取变成了异地获取。你看，中文有一个词，叫“薪水”，就是柴火和水源，这是最重要的生活物资。原来过乡村生活的时候，柴火和水源在哪里？就在本地和附近啊。但是一旦过上了城市生活，你家的煤气从哪儿来的？水是从哪儿来的？是由专业化的公司从远处给你带来的，只要付钱，打开管道就用。这才是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本质区别。为什么城市生活的水平高？脱离了对本地生活资源的依赖，每个人都活在分工合作的网络里面，这才是根本原因。
这是只过本地生活的第一个后果——贫穷。
第二个结果，就是人会变得残忍。
这首先是因为过本地生活的人，安全感只能来自于本地，同时就会对所有外来事物抱有天然的敌意。没有跟陌生人的合作嘛，我有什么动机，有什么必要去理解他人呢？
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和外来人和解。
我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和作家郭建龙老师聊天，说到中国历史上那个著名的惨剧：长平之战之后，秦国坑杀了40万赵国的降卒。人家都投降了，还要把这40万人杀了，这也太残忍了吧？但是你如果站到秦国的角度想想，可以不杀吗？答案是不行。因为这些人的自我认同是赵国人，常年的敌对，导致这些人不可能转而认同秦国。养着费粮食，放回去等于重新武装赵国，不处理随时有哗变的风险，不杀又能怎么办呢？溶解不了的东西只能毁掉。
所以，秦国的统一战争的残酷性就在这里，秦国不只是赢了战争，而是把山东六国的人口资源消耗殆尽，才完成了统一。仅仅秦国大将白起，就起码杀了上百万的人。
现在你就知道了，大家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共同体中的好处了。不只是可以合作，而且大家有和解的可能性。就拿宋朝来说，宋朝统一战争，打得最艰苦的就是灭北汉的战争，但是只要北汉皇帝一投降，战争迅速就结束了，北汉的人马上就成了大宋的子民。对啊，只要大家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战争再残酷，分出胜负之后，都没有必要赶尽杀绝啊。人口也是资源啊，为什么自己不留着用呢？
所以你看，只过本地生活的人，因为隔绝，就愚昧，因为愚昧，就残忍。
本地生活，还有第三个后果：精神生活的贫瘠和治理水平的低下。
我手头的这本书《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三卷，就是写公元1000年前后这个阶段的。你乍一看，这书不是挺厚的吗？里面应该有很多内容啊。但是你翻翻导言部分，编书的人一直在叫苦：前面时代的史料很丰富，后面文艺复兴时代的史料也丰富，唯独这个阶段，没有靠谱的史料啊！这还不止是说史料少，而是这个阶段的欧洲人的读写能力下降得太厉害。识字的人少，所以即使是能读会写的人，水平也不行。水平差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写的东西，作者自己也分不太清是在记录历史还是在胡说八道，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模糊得很。所以这本书看下来，很有意思的一个感受，就是作者写什么，口气都是犹犹豫豫的，“也许”、“应该”、“大概”，都是这种词儿，写书主要靠猜，真是心疼写这本书的历史学家。
对啊，大家都过的是本地生活，没有和远方交流的需求，识字有什么用呢？在这样的精神生活水平上，社会治理的水平自然也就很低下。
顺便纠正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是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北边的日耳曼蛮族给欧洲带来了封建制。其实不是。西罗马帝国晚期，大量地方已经退回到本地生活和庄园经济。那一个庄园总是需要地方性的军事保护啊。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这么一个自给自足的庄园的庄主，你总要找一个附近的有武力的山大王投靠过去，我平时给你交点保护费，需要的时候你保护我的安全，但平时你不用管我村子的内部事务。你想想看，这不就是封建制吗？这就是领主和附庸的简单关系嘛。这是一种极低水平的社会治理方式，适用于这种弱政治、弱军事、弱经济、弱文化的社会条件。
所以不是日耳曼人后来创造了所谓的封建制，上面有领主，领主下面有附庸，附庸接着分发自己的土地，不是这样的，而是自下而上找保护这么找出来的。不是日耳曼人创造了封建制，他只是继承了西罗马帝国晚期这种自发的、低水平的治理方式而已。
这就是公元1000年前后的欧洲。其实，这个时候的世界，都和欧洲类似，是一大群分崩离析的孤岛。
我们从东到西简单捋捋：日本和中国的联系，什么遣唐使、鉴真和尚东渡、大化改新这些故事基本都发生在唐代，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商贸联系虽然还有，但是官方关系基本断掉了。当时日本是藤原家族掌权，很没有进取心，整个日本文明都处于一种收缩的状态。
再来看中国的西边：阿拉伯帝国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候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也就是中国史书上说的“黑衣大食”，能控制的地方也就在巴格达附近，整个帝国其实已经四分五裂。
往中国的西南看，印度。印度文化对历史太不重视了，几乎没有什么史料留下来。这个阶段的印度，大概的状态就是小国林立，纷争不断，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现在你明白我一开始说的那句话了：我们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不提中国之外的世界？“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是不想做，是真的很难做到啊。
文明之光
听了刚才的解释，你可能会说：世界支离破碎，也不耽误你讲世界的故事啊？就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不也是支离破碎的吗？出了多少有趣的故事啊。
这就要说到我们这个《文明》节目的初心了。
严格地说，《文明》并不纯粹是一个历史节目。我们更关心的，不是历史事实本身。我们追问的其实是一个当代性问题，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生存所依赖的人类文明的基座，它到底是怎么演化而来的？这个世界何以如此？我们又何以活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我之所以要做这个节目，就是想用20年的时间，一边学、一边讲，让自己可以向后觉知，觉知到那些不可挣脱的约束；同时又能往前眺望，眺望见那些可能开拓的空间，从而体面地、有尊严地过好这一生。如果同时能对你，对看到这个节目的人有所帮助，那就太高兴了。
所以，历史上哪一年，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哪个国王上位了，哪个国王死去了，哪场战争发生了，这些孤立的事件，在我们的视角里，价值就没有那么大。除非，它不仅发生了，而且还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不仅有联系，而且这些联系还在持续扩展，不仅有扩展，而且它的影响还存留下来、叠加起来、映射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现实中，那才是我们要关注的事情。
这就是《文明》节目要暂时搁置世界史话题的原因：因为这个时候的人类世界过于破碎，缺乏这种整体性的联系。当然，这也是我们将来必然要涉及世界史话题的原因：因为人类世界的联系大爆发马上就要到来了。
你说具体是什么时候？1492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世界史的相关选题当然会大幅度增加。但其实，就在第三季的开头，也就是1096年，我们会聊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那是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一次巨大的文化碰撞。而且，它还是欧洲人酝酿了500年的一项文明成果。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阶段欧洲的政治现实，就两个字，破碎。
其实，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北方蛮族不是没有完成过统一。公元800年前后的时候，查理曼大帝就统一过欧洲的西部。这个人是谁啊？你其实经常见到。他就是扑克牌中的红桃K啊。
但是很不幸，这个时候的欧洲人还是搞不懂国家整合的意义，国王只是把国家当作他自己的财产，高兴了，随意就能切一块送人。所以，没过几十年，查理曼大帝的三个孙子一合计，就签了个条约，把国家给分了三份。如果看历史地图，你会发现三个国家的领土形状，都是南北方向的长条条。这就是后来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雏形。奇怪，为什么这么分呢？这肯定不符合国家的外部安全利益，也没有考虑国家的内部整合难度啊。还是那个原因，他们只是把国家当财产。因为分财产要平均嘛，三兄弟每一家都既要分到北方牧场，还要分到南方能产橄榄和食盐的地方，反正每个纬度带的东西都要有，只能分成南北方向的长条条。所以紧接着，欧洲西部又乱成一锅粥。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点政治整合成果，马上又瓦解了。
那怎么才能解决这个政治破碎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的欧洲在酝酿另一种力量，那就是基督教。
这里我们要澄清两个误解。很多人以为，整个中世纪的1000年，都是基督教会在欧洲称王称霸。其实不是的。在公元1000年前，教会非常弱势，总体上是听命于国王的，甚至连教皇都是由国王们来任命的。你想，教会嘛，手里只有一个虚无缥缈的上帝，又没有军队，遇到那些蛮族大老粗国王，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们怎么能欺负到国王呢？
还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基督教是一种黑暗、愚昧的势力，其实也不然。在当时的欧洲，基督教反而是光明和智慧的代表。是他们保存了文明的火种，是他们代表了当时欧洲的最高道德水准，也是他们推动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不信你就想想，后来“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大客户是谁？给钱让他们画那些名画的，主要都是基督教会啊。
我们《文明》节目第二季要经历的这个阶段，也就是11世纪的后半叶，正是基督教会突飞猛进发展的时期。教会拿回了教皇的任命权，我们自己选，不用你们国王操心。大量建立教堂，扩编神职人员的队伍，强化教会组织，到了11世纪末，教会成了整个欧洲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权力最集中的超国家组织。
有了这些准备，教会就可以和国王们掰掰手腕了。其中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得罪了教皇。这个时候教廷的权威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教皇说，我不承认这个人是基督徒，就这么轻轻一指，不用打不用骂，其他人就都说，哪怕你是皇帝，除非教皇原谅你，不然我们就不承认你是皇帝。所以，亨利四世没办法，只好唱了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出苦肉计，赤着脚翻越阿尔卑斯山，到教皇的驻地卡诺萨，在冰天雪地里站了三天三夜，恳求教皇的原谅。
明白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看懂十字军东征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东征啊？是因为一个宗教理由，大家要响应教皇号召，为基督教收复圣城耶路撒冷而向穆斯林世界开战。
但问题是，这是打仗啊，很严肃的事啊。军队怎么动员？后勤怎么补给？路线怎么走？军费谁来出？由谁指挥战争？这些计划一概没有，就凭教皇乌尔班二世的一通忽悠，欧洲各地的贫苦农民、骑士，就带着武器出发了。
想象一下吧，那可是从今天的法国徒步走向耶路撒冷啊，几千公里，几乎没有像样的路，甚至当时欧洲压根就没有人走过这么远的路，没有地图，语言不通，路上没有酒店，也没有钱，而队伍里的人，大多数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村子，这些人就凭着教皇的一句话——参加十字军的人，死后直接升天堂——就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你想想，这可是害怕外部世界就像害怕洪水猛兽一般，看一眼村子外面的森林就觉得里面有狼人和妖怪的中世纪的欧洲人呐，能对他们进行大规模动员，这是一股多么可怕的精神力量。
正是这股力量，打破了本地生活的坚冰，欧洲文明开始融解、整合。
好吧，未来一年里，我们《文明》节目，就这样一边关心着大宋王朝的进展，一边侧耳听着欧洲坚冰破碎的声音。我们这个项目长着呢，咱们慢慢等着人类近代文明的融汇和展开吧。
大宋舞台
现在我们讲的是公元1047年，大宋庆历七年，我们还是把目光撤回到中华文明的舞台上。这一季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几个人，几个马上就要登上大宋政治舞台的重要人物。
在这一年的年底，在大宋境内的贝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清河县，会发生一场兵变，朝廷花了65天就把它平定了。负责平叛的大臣叫文彦博。他本来长期在地方上工作，今年才被召到朝廷做参知政事，年纪仅仅42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下一年，他因为平叛有功嘛，会进入宰相班底。再过20多年，他将对宋神宗说出一句非常著名的话，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把宋代士大夫政治的那个核心点出来了。当然，文彦博这个人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活得特别长。今年他都42了，但是我们下一季节目结束的时候，他还健在，还对朝政有影响。他是出将入相50年，一共活了92岁，在那个时代算是个奇迹。
还有一位朋友，一定要介绍给你，那就是司马光。
这一年，司马光才29岁。九年前，他考中进士，但一直是留在父亲身边做事，直到上一年，才来到开封，在国子监，就是国家的最高学府教书。再过十几年，司马光突然开挂，发了一个宏愿，要修《资治通鉴》，从宋英宗治平三年开干，一直干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前后19年，全书修完，司马光已经63岁了。他在1000年前做的这件事，也给了我们《文明》节目一个重要的启发。你懂的，向司马光默默致敬。
还有一个人，咱们不得不提，那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今年才27岁。五年前，他考中进士，今年，他被朝廷任命为鄞县知县，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波的鄞州区。在那个时代，王安石的工作作风非常罕见，那是真跑基层，真抓实干啊。比如，这一年的12月，他趁着冬季农闲，带着几位懂水利的小吏从县城出发，跋山涉水，起早贪黑，花了整整十三天时间，跑遍全县十四个乡，为修建农田水利设施准备第一手资料。一边跑，还一边记日记，哪天到山上去看采石工人开凿石料，哪天乘船考察地形地貌，哪天到工地检查水利工程的进展，哪天深入村庄院落跟老百姓宣讲为什么治水。这份日记，算是一份很难得的地方官员工作日志。
我们现在去看这份日记，就能分明感受到，王安石和那个时代的士大夫真是不一样，他在日记里，只记工作，一句抒情和描写都没有。再过20年，他就要带着这种不知疲惫的精神和20年间养成的巨大声望，开启那场一言难尽的王安石变法了。那将是我们下一季节目的重头内容。
但是别忘了，我们下一季节目还有一对主角。那就是苏轼、苏辙兄弟俩。
他俩今年一个11岁，一个9岁。这一年，因为爷爷苏序去世，他俩的爸爸苏洵从京城开封返回四川眉州老家守孝。苏洵考了几次科举，都没成功，这次回家，干脆也就不走了，专门负责苏轼和苏辙的教育。所以从这一年起，中国文学史上的三苏父子的群像就算是成形了。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让人羡慕的父子组合了。你现在去四川眉州的三苏祠，正堂上的那块匾，写着四个字：“是父是子”。意思就是，这样的父亲这样的儿子。你看看，后人看到这样的父子，好像只能这样赞叹，一个形容词都是多余的：瞧瞧人家！
再过9年，苏洵就会带着苏轼、苏辙兄弟离开家乡，踏上了前往京城赶考的旅程，此去是多灾多难，此去也精彩纷呈，所谓“恩怨情仇皆尝遍，不枉人间闹一场”啊。下一季的《文明》节目，我们会不止一次地讲到他们，敬请期待。
最后，我提前跟你讲个关于苏东坡的故事吧。那是绍圣年间，我们下一季节目临近结尾的时候，苏东坡被一路贬官，贬到了广东惠州，只有一个小儿子陪在他身边，其他亲人都星散各地。
苏东坡的长子当时在宜兴，因为得不到父亲的音讯，成天忧愁。一个叫契顺的和尚，听见了就说，你叹什么气啊？！你父亲不就在惠州吗？惠州又不在天上，不是走着就能到的地方吗？“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
契顺说：来，你现在就写一封家书，我去替你问候父亲。于是，契顺和尚翻山越岭，晓行夜宿，来到惠州。见到苏东坡，交代家书之后，转身就要返程。
苏东坡愣了，说你这么辛苦跑这一趟，总该有所求吧？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契顺说：如果有所求，我为什么不去开封去见那些达官显贵，而要来见你呢？是的。彼时的苏东坡什么也没有，他只好苦苦追问，你这么辛苦跑一趟，让我也为你尽尽心？我一定要为你做点什么。契顺说，要不这样吧？你给我写一幅字吧。于是苏东坡为他写下了一幅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因为这幅字和苏东坡记下的这个事，我们才知道，1000年前，世界上有过这么一个侠肝义胆的契顺和尚。这个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你看，一个人不一定要自己创造多大的功业，但是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有热血的心肠，敏锐的行动，我们就有可能被周围的人记住，被伟大的事业容纳，被伟大的笔触书写，从而我们也借机进入历史。
就拿我们这个《文明》节目来说，看起来很庞大。你想，从公元1000年讲起，一期讲一年，一周讲一期，一直要讲到1912年，总共是913期。这要花掉我生命中的从50岁到70岁的20年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工程。是不是有点一眼望不到头的感觉？
但是，就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48期节目上线了，这不已经完成了二十分之一了吗？这就相当于在一个表盘上，秒针已经咔咔咔转动了3秒。有了这3秒，一分钟其实很快也就到了。一件事情，进度条只要开始动了，距离做完也就没有那么遥远了。这不就是契顺和尚当年说的那句豪言吗？“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
意识到这一点，1000年前的契顺和尚，突然和我合体。我胸中又涌出了翻山越岭、晓行夜宿的泼天勇气。
感谢你的陪伴，我继续加油。我们接下来要休整五周。这五周时间里，我们自己会加油充电，为第二季做准备，但是那几个词，会持续在我们心中回响，那就是：“发大愿、迈小步、走远路、磕长头、不停顿、不着急。”
咱们2025年3月5号，也是公元1048年，再见。
致敬
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第一季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一个时刻。
1047年，苏轼的爷爷苏序去世。11岁的苏轼在爷爷的葬礼上，遇到了自己的堂妹“小二娘”。多年之后，苏东坡写下了一首诗，“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根据林语堂的说法，这是苏轼对自己年少时情窦初开的追念。几十年后啊，那一丝情愫啊，还是将断未断，欲说还休啊。
当然，即使是像苏轼那么旷达的人，这样的事，即使宣之笔墨，也是非常隐晦的。
不管它真假了，我宁愿相信林语堂的这个说法实有其事。
人类文明之所以可爱，之所以值得我们这么辛苦地去追溯，去辨认它的生长印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动情瞬间。那万丈红尘呐，我们舍不得啊，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道理，说到底，不就是因为这世上有我们舍不得的人吗？《文明》节目，我们下一季，再见。
参考文献：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宋）司马光著，邓广铭等校：《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89年。
（宋）沈括撰，金良年点校：《梦溪笔谈》，中华书局，2015年。
（宋）邵伯温撰，李剑雄等点校：《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83年。
李仲生：《世界人口经济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
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岳麓书社，2023年。
赵冬梅：《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
崔铭：《王安石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
[英]弗朗西斯鲁宾逊主编，安维华等译：《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法]罗伯特福西耶主编，李增洪等译：《剑桥插图中世纪史（950-125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法]雅克勒高夫著，徐家玲译：《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英]伊恩莫蒂默著，李荣庆等译：《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英]提姆西路特主编，顾銮斋等译：《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三卷：约900年至约102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英]大卫勒斯科姆，[英]乔纳森史密斯主编，陈志强等译：《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四卷：约1024年至约11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美]朱迪斯本内特著，林盛等译：《欧洲中世纪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
[美]韩森著，刘云军译：《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
[美]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著，夏继果译：《12世纪文艺复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