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杭州六小龙”的横空出世让“为何是杭州”“杭州做对了什么”“向杭州学什么”成为近期热点话题。各方的讨论中，几乎都将“关键性变量”聚焦于政府行为的推动，最典型的是杭州在打造营商环境过程中“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理念。
“必应”与“不扰”的背后，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3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好几对重要关系》，其中首对就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文章指出，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好缺位、越位问题。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
作为区域经济研究专家，胡宏伟长期关注温州模式、义乌经验等浙江的改革样本，他调研发现，“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义乌的发展经验，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其最新出版的《义乌经验：中国政府与市场发展》一书中胡宏伟认为，围绕政府行为与市场活力的辩证关系，义乌在40多年创业史中探索出了四条成功经验：一，六代市场十多任书记，坚持正确的思路和方向只有完善从不动摇；二，把握“有为”与“无为”的边界，抓大放小，懂得进退；三，尊重市场却不放任，善于用政府行为之“长”补市场自发之“短”；四，市场经济不是让政府退出市场，而是学会用市场化思维与手段去践行政府行为。
胡宏伟认为，以“六小龙”为代表的“杭州现象”与“义乌经验”在底层逻辑和价值取向上一脉相承，即地方政府都做了正确的事，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正确的政府行为。二者的经验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是“好的”政府行为。“好的”政府行为，必须是在法制化基石之上依循市场规律、信守市场准则、尊重市场主体，比热情的态度和服务的高效更靠得住的，是深入人心的市场经济理念和机制。
“创新是不能被计划的，所以与其说杭州地方政府培育了‘六小龙’，不如说是杭州培育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更准确地说，就是‘好的’政府行为培育了‘好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他说。
澎湃新闻特刊发胡宏伟关于“义乌经验”的最新文章，或有助于读者理解“六小龙”背后的“杭州秘密”。
早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义乌出名很早，而且其萌生、成长、迭代、壮大几乎洞穿了改革开放全过程，放眼全国，这样全生命周期的“改革常青树”亦堪称鲜见。从与中国改革之息息相关、经济成就之大、经验之独特、生命周期之长而言，在县域范畴，只有江苏昆山可以与义乌并列最耀眼的双子星。
长期以来，义乌最受瞩目、被交口称赞的一定是其市场之巨大。但这是发展的结果，是义乌奇迹外在的“表”。义乌一直被定义为“中国义乌”，那么从中国乃至更宽阔的半径去考量，义乌成长的独门秘籍是什么？什么才是义乌最内在、最本质、最共性的意义？
《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一书作者认为，广东是因开放倒逼改革的自上而下的植入式市场经济；江苏是由改革转型开放的从乡镇集体经济发力的半市场经济；浙江是因改革而开放的自下而上的更为彻底的草根型市场经济。相较之下，浙江市场经济的发育主要依靠的是来自底层的星火燎原般的内生性力量，而且一开始就深度触及最内核的所有制问题，因此浙江的市场化改革最为彻底、最为成功，也最为艰辛。
如果继续以改革发展为观察主轴，浙江很可能是改革逻辑闭环及发展阶段性特征最完整的经典省域：20世纪80年代，“温州模式”率先以产权制度破题，民营经济作为市场主体获得生存权；90年代——义乌市场的相对成熟期——“义乌经验”探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正确的政府行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发源于安吉余村的“两山理念”引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美好的新时代；第二个十年，作为第一个建设示范区，“共同富裕”再出发。
从上述浙江改革发展的阶段性来看，义乌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的“腰部”。而中国是一个有着千百年强政府传统的国家，当我们打开国门，尝试学习汲取外部世界的市场经验，能否找到并确立与中国国情兼融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之路至关重要。有什么样的中国式“政府与市场关系”，将直接决定民营经济的生存状态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这一切，都需要改革前沿地带的实践回答。
那么，为什么要把“义乌经验”的核心定义为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完美结合的典范？理由是什么？
考察浙江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崛起了浙江第一批专业市场，但并非唯一的最早；义乌有“鸡毛换糖”的商业文化基因，但并非唯一的最强；义乌地理区位相对便捷，但并非唯一的最优。因此，“改革先发优势论”、“商帮文化优势论”和“地理区位优势论”是义乌市场奇迹的解读理由之一，但肯定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义乌有“鸡毛换糖”的商业文化基因。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下的清晰事实：1982年，义乌遇到了勇敢的改革者、市场决策者县委书记谢高华；在义乌市场生与死的关键时刻，义乌官方发布了全中国第一份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提出了为义乌市场大发展奠定政策与法理基石的“四个允许”；更难能可贵的是，六代市场十多任书记，在漫长的40余年成长史中，义乌地方政府适时确立了“兴商建县（市）”、“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打造“管办分离”的市场化组织架构，适度超前驾驭国际化、互联网化浪潮。可以说，在市场发展的几乎每一个重大节点，恰恰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和实践上，义乌做对了他人没有做、没有做好、没有坚持不懈地去做的东西。
历史的演进有时会呈现有趣的共同曲线。这种共同曲线也许源于偶然，但偶然的深处往往是必然。和此前描述的中国的南、北差异性类似，浙江的南、北亦迥然不同：北浙江水乡平原，南浙江大山连绵；北浙江温软，南浙江刚烈；北浙江千年富庶，南浙江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仍必须为摆脱贫困咬紧牙关。改革出发时，北浙江财富积淀丰厚，属于以乡镇集体经济为基石的本土化“苏南模式”，因为富裕，其基本特征是强政府；南浙江家底太薄，只能选择个体私营经济从零起步的“温州模式”，因为相对贫穷、政府力量不足，其基本特征是强市场。
义乌恰恰地处浙江中部，“温州模式”为之注入了旺盛的市场基因，“苏南模式”告诉了义乌什么是应有的政府力量。作为南、北浙江发展优势的连接者、学习者，义乌一路走来勇敢而不莽撞、审慎而不狭隘、创新而重规则。唯有懂得兼融和平衡的建设者，才能营造发展的可持续。
二
正确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肯定不是两者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良性互动的辩证关系，是1+1>2的化学反应。40余年基业长青、全球“最大的市场”，足以证明义乌做对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围绕“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义乌可圈可点的成功经验及启示很多，其中最具底色意义的至少有三条“义乌法则”：
一、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直面的不是“有为”还是“无为”的选择题，而是能不能厘清“有为”与“无为”的边界。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处于社会组织体系相对强势的角色，把政府该做的做好不容易，面对政府不该做的则克制权力的欲望不伸手更不容易。“义乌经验”告诉我们，有为政府依然是市场经济的必须，但不是放任权力扩张乱作为，要抓大放小，懂得进退。
二、政府行为应该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而不是相反，政府行为的结果比其所描述的动机更重要。自由、透明、公平的有序竞争，是一切市场活力的源泉，政府是市场共同规则的执行者和维护者，但不能凌驾于这些共同规则之上。政府要学会用市场化思维与手段去践行政府行为，政府权力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办事。“义乌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建立有制度约束的法治化的“好的”市场经济。
三、评价政府行为是非对错的唯一标准，是市场繁荣和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人民利益从来不是泛意识形态的一句空话，而是衣食住行，是安居乐业，是实实在在的财富增长。这一切，都离不开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利益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基于此，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总结政府产业政策四条成功准则时，将“不受私人利益的影响，而以国家全民利益为重”列为第一条。“义乌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一准则，我们的事业就会长久兴旺。
2006年4月，浙江省委、省政府下发通知，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
“有限有为有效”，正在成为一直在路上的义乌政府行为探索的方向：政府不能有无限的权力，政府也不应该无所作为，如何为社会经济供给边界明晰的有效服务，是政府行为永恒的意义。
三
义乌无疑是关于“政府与市场辩证关系”观察和研究最经典的县域实践样本。从亚当斯密、凯恩斯到人类迄今涉及人口最为广大的中国改革开放，这一直是极端重要又迷惑且迷人的命题。
中国改革是一条前无古人的坎坷之路，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急切出发时的动力卑微而壮怀：摆脱贫困，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即便是已经翻越了那么多道山、蹚过了那么多条河，收获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的40多年之后，相当程度上中国改革依然是实践大于理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一“较大的贡献”的内涵肯定不仅仅是脱贫致富、物质丰盈，还应该包括思想积淀和方法论提炼。知其所以然比知其然更重要，它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
我们必须看到，基于深入骨髓的文化肌理和巨大的历史惯性，早已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中国改革，当下面对的主要矛盾仍是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度，“政府为体、市场为用”，在某种情形下旧体制的思维极易回潮。因此，导致继续深化改革遭遇两个困局：以政府性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政府手里掌握太多太大的资源配置权力，部分官员利用权力对市场的管控和干预，滋生权力寻租。
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市场是有为政府的前提和归宿。否则，政府行为就可能误入歧途。确立正确的“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仍是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实践探索，但梳理其理论的逻辑和必然性，并用清晰的理论规范引导更广泛的实践尤为急迫。于是，从这一视角深度总结“义乌经验”的价值和意义由此凸显。
“义乌经验”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完美结合的典范。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朝廷在长安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国家经济治理方针的辩论会。辩论一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方是从全国各地征召的儒生名士，辩论主题是国家官方盐铁专营、酒类专卖等政策的存与废。其背景是，此前的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主导大力推行国家垄断的盐铁专营以及均输（统购统销）、平准（物价管制）等经济政策，致国库充盈，对外连年征伐，但强大的国家机器掏空了民间，“天下困弊”。汉武帝晚年不得不颁发《轮台罪己诏》，要求“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与民休息。这场辩论会历时5个多月，史称“盐铁之议”，是有历史记载的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第一次大辩论。
此后2000年，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诘问绵延不绝。是政府还是市场？这一问题就如同此起彼落的巨大钟摆。直至2023年11月，极端自由主义者哈维尔米莱当选阿根廷新一任总统，在左翼政经传统深厚的南美洲以及全球再一次掀起了“政府还是市场”的轩然大波。这位从政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徒，他坚定地认为，市场至善、政府至恶，甚至应该废除阿根廷央行、大幅裁撤包括教育部在内的政府机关。2024年1月，米莱当选总统后第一次国际亮相，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以“自由万岁！”收尾的演讲举世愕然。
没有人能预知米莱寓言的最后结局。但以激进的自由化思维反对所谓政府至上的一个乌托邦，注定将会滑入极端理想化的市场至上的另一个乌托邦。政府与市场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政府和怎样的市场？从桑弘羊到亚当斯密、凯恩斯，都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中国改革和义乌样本给出的同样是探索与启示，而不是答案。可以想见，当下以及未来很长时期，“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仍将是一个开放式的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