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钟荪、叶嘉莹和艾朗诺在缅因州船上，1973年。
因有许多共同友人，朗诺和我与叶嘉莹教授五十多年来断断续续地互通音讯。
先是1969年，朗诺暑假跟了他在加州大学的中文老师白先勇到台湾，街上的人讲普通话还是闽南语，朗诺仍分不清，但他对中国诗词很感兴趣。那时白先生教书不久，非常热情，不但把他安置在朋友家里，找几位台湾大学助教替他补习，还带他拜见叶先生。白先生自己在台大读外文系时，就常翘课到中文系听叶先生讲诗词。
当时朗诺已选过加大圣芭芭拉分校所有的中国文学课，暑假过后便北上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大四；而我大学在马尼拉读了两年，在台北读了两年，都没毕业，也到华大读大四，和朗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住在校外一个姐妹会所，常到主持中文教学的严绮云教授家蹭饭，寒暑假也在她家过。严教授是严复的过继孙女，和丈夫高书哿都为人慷慨开朗，尤其喜欢替学生做媒，错以为我们两人是情侣，朗诺因为小事被房东赶出来，也被收容到他们家住。第二年秋，严先生聘了赵钟荪到华大教普通话。赵先生暂寄居高严寓，他一口京片子，能言善道，英俊挺拔，长得像红极一时的香港电影小生张杨。最难忘的是有一天我上街回来，严先生和赵先生心血来潮在厨房擀起面来做葱油饼，那美味令人回味无穷，我再没吃过那么可口的葱油饼了！叶嘉莹数次从加拿大温哥华来看丈夫，于是我也有缘认识了她。
朗诺和我在1971年春果然结了婚，他到哈佛读博士，导师是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海陶玮每年暑期都请叶嘉莹到康桥和他一起研读诗词，每次来赵如兰教授都请吃饭，因为知道我们是旧识，总邀我们奉陪。朗诺在哈佛那十六年，我们几乎每年都与赵钟荪叶嘉莹夫妇见面。大家熟了，照美国习俗直接呼名道姓，但我们仍保持在西雅图的习惯，称赵钟荪为“赵先生”。朗诺暑假负责缅因州一个小镇上的帆船俱乐部，邀赵叶夫妇乘船。有一次他们找到一位学生开车过来，大家扬帆出海玩得不亦乐乎。到缅因自然要吃龙虾，买龙虾时叶嘉莹兴致勃勃地问小贩雌雄怎么分辨。她逝世后我又想起这件事：为什么我们吃螃蟹要分雌雄，而龙虾就是龙虾，从没有其他人问这问题呢？买螃蟹要雌的，是因为想吃蟹黄，难道龙虾不生蛋吗？到网上一查，才知道美国法律规定，捕获的抱卵龙虾不准留下，须扔回海里，所以食客从不关心龙虾的性别，只有观察细微的叶嘉莹才有这种好奇心。
赵如兰和卞学鐄1977贺年卡
也就是在如兰家的春节晚宴上，如兰看一群人围着洪业听他讲往事，就说：“应该有人把他的故事录下来！”我心想：我非常想与洪老先生更亲近，这件事舍我其谁？于是，我鼓起勇气，向洪业提出用录音机录他往事的想法。洪业去世后，我把他的回忆整理成书，这便是哈佛大学于1987年出版的《洪业传》，后来该书的中文版又添加了不少难以用英文表述的内容。书中提到，洪业晚年好作诗，不时与叶嘉莹、植物学家胡秀英，还有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戴廉唱和。他说，把自己的思绪和感触转化成一首诗的那种满足感，就像“女人把孩子生出来”那么痛快。可惜我原本没有出中文版的打算，就没有向他要些他和叶嘉莹酬唱的诗词。
张立青、何谦、叶嘉莹、艾朗诺、洪业、齐文颖、李卉（抱着艾瑞思）、周杉、Beatrice Spade、朱红，麻省剑桥艾家，1980年。
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每年3月都有个庞大的年会，朗诺屡次招呼叶嘉莹、周杉以及耶鲁大学的孙康宜几位同道在会上设小组谈论中国古诗词。我们1987年搬到加州后，与叶嘉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朗诺有时在学术会议见到她，也止于寒暄几句；直到2004年，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在上海大剧院上演，朗诺和我从美国飞去看戏，叶嘉莹也从天津赶来，我们才有机会重聚。叶嘉莹对他这当年的旁听生颇感自豪。
陈毓贤、叶嘉莹、艾朗诺，上海大剧院，2004年。
叶嘉莹与白先勇，上海大剧院，2004年。
最后一次和叶嘉莹见面是2006年。朗诺和我在中国旅行，碰巧南开大学开国际会议，我当时正和周质平合作用英文写胡适和韦莲司的情史，陈启云教授便邀我参会，谈谈各地有关他们的档案资料。会议的开幕主讲人居然是叶嘉莹，八十二岁的她步履轻盈，不用讲稿，引用了七八首诗，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一字不漏，全场大为倾倒。
此后我们陆续从白先勇口中听到叶嘉莹的消息。2016年，他打电话祝贺她生日，之后，他笑哈哈地告诉我：“你猜她怎么说？她说‘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她九十二岁还在努力，我岂能放弃？”白先生次年选了《牡丹亭》中最脍炙人口的九折，组织北京各院校一些对昆曲感兴趣的学生排练“校园传承版《牡丹亭》”，把他们带到南开替叶嘉莹庆祝九十四岁农历生日，这让她非常高兴。转眼间，白先生也八十七岁了。数月前，他还领了二十年前的原班人马，在国家大剧院重演青春版《牡丹亭》，之后又到南京演出，他对叶老师也无愧于心了。
近年来叶嘉莹在中国成了公众人物，网络上有许多关于她生平的报道，让我对她有更深一层认识，但我对赵先生向她施暴的传闻感到难以置信。据说赵先生抗战期间被日军扣押过，在台湾一关就是四年，并因此牵连叶嘉莹带着仍未断奶的长女一起坐了几个月的牢。他出狱后从不谈在牢中经历了什么，但性情变了。叶嘉莹始终没搞清楚丈夫为何受押，他自己也许也感到莫名其妙。估计那时在海军当文员的他不会贸然闹事，可能只是多说几句话罢了，这种无妄之灾在当时很寻常。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找到安稳的工作，在华大教普通话的经历相信也没持续太久——他英语不灵光，又缺乏教书经验，还难免感到自己大材小用。回想朗诺和我与他频繁接触的日子，正是他们家迁往加拿大后的头几年，那时生活安定，两个女儿相继成家，也许是他人生中最乐观的时期，也可能是他们夫妻关系最好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一个令天下父母都难以承受的灾难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可怜叶嘉莹为维持一家大小生计，有段时间在台湾地区四所学校兼课，教完书还须做各种琐碎的家务，因为赵先生向来认为家务不是男人分内事。所幸她心中另有个天地，那就是诗词的世界。她同时活在这个自幼便醉心的隐秘世界里，这使她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给人的印象总是那么从容愉快。1969年起，她受聘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生活上终于得以松一口气。我没注意到赵先生是何时在叶先生身边消失的。是不是他们疼爱的大女儿与女婿遭遇车祸双双身亡的1976年？叶先生说，她为此事闭门谢客，久久不能释怀，最终把悲痛化为力量，自1979年起利用假期自费到中国四处讲学，1989年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后，更是大半时间都在中国。赵钟荪去世后，叶嘉莹干脆移居到天津，变卖财物把所有的储蓄都捐赠给南开。2024年末，叶先生在天津逝世。我想，叶嘉莹到中国讲学，固然是因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尽情表达，痛快地谈她心爱的诗词，但何尝不是趁此名正言顺地远离那个令她苦不堪言、充满伤心回忆的家？
叶嘉莹以辅仁国文系学士文凭能在北美大学立足，很大程度是因得到哈佛海陶玮教授的鼎力支持。也许怕引起读者无谓的猜疑，她中文著作里似乎很少提到海陶玮。海陶玮1998年把他们两人各自名下的十七篇新旧文章结集成书，题为“中国诗歌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由哈佛出版。海陶玮写了短序，说三十年来，他们几乎每年相聚，叶嘉莹常到哈佛，他自己1979至1980一整学年在UBC访问，这部集子是两人一起研读诗词的结晶。又说他们原本计划合写宋词发展史，最终未能实现，反而演变成叶嘉莹和四川大学缪钺于1987年合撰的《灵谿词说》。叶嘉莹写了篇很长的前言，其中提到，两人因海陶玮1966年在台湾省参与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的遴选而结识。不料此事引发了一场风波——台大校长钱思亮已应允密歇根州立大学派叶嘉莹前往该校访问，而海陶玮却坚持要她去哈佛。最终的妥协方案是，叶嘉莹该年暑期先赴哈佛，随后在密歇根待一年，再到哈佛一年。海陶玮后来又为她申请到研究经费，使她得以在哈佛再留一年，然而按台大规矩，教授不可离校超过两年，于是，叶嘉莹决定将女儿和已抵达美国的丈夫留在当地，自己返回台大任教一年，同时也为年迈的父亲申请美国签证。结果美国政府不但拒绝了她父亲的签证，甚至怀疑她可能借故滞留美国，连她本人的签证也取消了。恰逢此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个教书职位空缺，海陶玮即推荐她去。此后，海陶玮几乎年年都申请各种经费，邀她到哈佛访问，并帮她修润文章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这情形，在她开始到中国讲学后一度中断，但自1987起，两人又每年夏季相聚。
《中国诗歌研究》
叶嘉莹说她的生命中没有爱情，和赵先生结婚是经不起他苦苦追求。老实说，他们那一代人的婚姻，有几个是爱情驱使的呢？往往是习俗、伦常和契约的交叉产物。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到了适婚年龄，只要门当户对，双方不太讨厌又有几分珍惜，便顺水推舟成婚了。1948年，叶嘉莹已二十四岁，在当时几乎要被视为老姑娘了，若错失养儿育女的机会，在那个时代怎么能行？何况彼时兵荒马乱、烽火连天，人人都急于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归宿。
如众周知，夫妇之间往往难以容忍另一半有个长期的异性伙伴，哪怕只是事业上的搭档。海陶玮的太太带大了四个孩子，还是一位青少年侦探小说作家，似乎有非凡的度量，对此不介意。（有趣的是，她叫Florence，小名Bunny，而叶嘉莹的英文名字也正是Florence。）但赵先生就不一定那么宽宏大量了，毕竟，对方是位对妻子有实惠的男士，这种难以启齿的不满何以宣泄？
海陶玮晚餐后备装上路，麻省阿灵顿镇艾家，1986年。
前年，叶嘉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得意门生方秀洁与我商讨一个问题时，提起她在温哥华跟叶嘉莹学诗词时，常见到赵先生，说他性情急躁，一天到晚抨击时政。叶嘉莹去世后，我在网上搜寻到赵先生一些音讯，证实了方秀洁的印象。原来他1970年出过一本九十八页的题为“炼狱”的小书，新世纪后，还在网上开通博客。明白赵先生一生的遭遇，也略能理解他为何愤世嫉俗。在他心目中，自己何尝不是一位满腔热血、针砭时事的正人君子？他的文章不时引用《圣经》经文，希望他最终找到一份内心的安宁。
我把叶先生、赵先生和朗诺在缅因州一起拍的那张照片传给方秀洁，说假若当时中国不是那么动荡，他们婚后生活平稳，不排除他们会有个美好的家庭。方秀洁感谢我分享那照片，回想她八十年代曾和叶嘉莹及海陶玮同到我们家吃饭，并说她将从加拿大赴天津，庆祝叶嘉莹的百岁诞辰。不久，我因事和洪业挚友、蒙古学家柯立夫（Francis Cleaves）的高足刘元珠通电话，她告诉我，她和丈夫也要从美国飞到天津为叶嘉莹祝寿。我说朗诺即将在香港担任第一届“叶嘉莹文学讲座”的主讲人，托她替我们向叶先生致敬。
香港中文大学2023年4月举办的这场讲座，是由一位仰慕叶嘉莹的匿名人士捐赠设立的，因新冠疫情已延误了数年，香港相关禁令一解除，便赶紧排上日程。我们原以为又可见到叶嘉莹，可惜她体力不逮，未能到场。朗诺自选的讲题是“连天芳树人何处？”，回顾他写《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的经历。他深感这位宋代女词人有重新评估的必要。近千年来，读者惯于把李清照词中的女主人公和她本人画上等号，无视宋代的词原本是写给歌女唱的，男作家往往借用女人的口表达情感。我们凭什么咬定李清照词中的女子就是她本人呢？这无须有的假定，让后人塑造了一个多愁善感而柔弱的李清照，与历史上的李清照不符。读李清照除词作之外的诗歌、文章和书信，就知道她是个敢做敢为、相当自负的人。这一点在她摆脱不幸的第二段婚姻的过程中最为凸显。赵明诚去世后，她为情势所迫，改嫁张汝舟，遭受家暴，不惜入牢举报丈夫渎职（宋代法律下亲属诉控尊长——包括丈夫——都须先受禁锢），结果张汝舟被流放，他们的婚姻也作废。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崇尚妇女守节，文人认为优秀的李清照不应该改嫁，也不可能改嫁，把所有关于她改嫁的证据都视为诽谤，强调她和赵明诚恩爱无间。其实她与赵明诚的婚姻并不那么美满，而她写《金石录后序》的动机之一，是要朝廷恢复她是赵明诚遗孀的“命妇”身份。近数十年来认真的学者都接受了李清照曾经改嫁这件事。
艾朗诺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我当天坐在台下想，“叶嘉莹文学讲座”讲李清照太恰当了。她们两人不但同是才女，而且人生轨迹有不少相似之处。叶先生也曾坐牢，也在兵荒马乱之际嫁了个军人，遭受家暴，最后凭自己的才智和努力与他离异。李清照晚景是相当凄凉的，叶嘉莹比她幸运多了。宋代寡妇改嫁固然相当普遍，但在精英阶层中仍被视为不甚光彩之事。李清照不得已改嫁，却遇人不淑，又以极端手段脱身，难免受非议，甚至被当为笑柄。她后来看上一位特别聪明的女孩，自告奋勇收为学生，教她作诗填词，女孩的父母竟拒绝了。朗诺每次收到版税都有点过意不去，仿佛揩了李清照的油水，巴不得能够分些给那晚年孤苦的她。叶嘉莹虽然也承受了不少才女之累，但获得许多贵人的赏识和支持：辅仁大学的老师顾随、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哈佛的海陶玮、南开的李霁野，都在紧要关头替她开路；更有那么多敬爱她的学生。
叶嘉莹夏天一般都穿1980年照片上那种花布连衣裙：短袖，小翻领，前开扣，略收腰身，圆裙，看上去潇洒飘逸，很舒服。我找裁缝照做一件，穿我身上就不一样。
诗词是叶嘉莹的避风港，是她的救赎，所以她像传教士般到处宣扬诗词。长年浸淫在诗词中的她，早已化成一首充满韵味的诗，无怪乎人见人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