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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在3月5日的政协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靳东建议AI换脸立法。靳东的提案起因于“假靳东”诈骗事件的频发——多位中老年女性对短视频平台经AI换脸的假靳东告白信以为真，被骗走大量钱财。假靳东事件不仅暴露了AI换脸技术的安全风险，更让我们看到了中老年女性的情感需求。与其急于指责中老年女性群体的轻信，不妨先问问自己：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主动关心过身边中老年女性的身体与情感正在遭遇什么？
事实上，大部分女性都会在45岁到55岁之间经历一段被称为“更年期”（Menopause）的生理过程。处于更年期的女性常常面临身心的炙烤：没有规律的停经或血流如注，突如其来的燥热与出汗，凌晨四点仍尚未降临的睡意，肿胀的关节处传来的隐痛都是更年期带来的身体划痕。
与身体变化相伴随的是频繁的情绪波动。上海中医药大学龙华医院妇科的科研人员今年2月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发现，中国更年期女性抑郁症的综合发病率高达32%。
当我们呼喊出拒绝“月经羞耻”时，当下中老年女性对更年期的痛苦仍习惯保持沉默，“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对面临着身心挑战的她们仍是粗暴且常见的指责。或许，下一次当妈妈犹豫着告诉我们她最近睡得不好，我们应该握住她的手认真询问她的身体感受，然后告诉她，不需要一个人咬牙挺过这场变化。
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妈妈提起“更年期”？
在电视剧《家有儿女》中，当刘梅向夏东海抱怨起自己的不满时，后者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你更年期到了”，刘梅迅速否认，“你才更年期到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似乎“更年期”一词是烧灼的铁块，让人恨不得扔得远一些。
对于女性来说，“更年期”确实意味着要频繁且不安地和羞耻相搏。那是已经绝经数月之后的一天，前《滚石》杂志记者珍西唐恩正和同伴们一起在公开水域游泳，一条鲜红的血带突然从她的泳衣末端流出，然后渐渐如一团红云将她笼罩，那一次，唐恩强忍着尖叫的冲动游向甲板。后来再面对此类尴尬场景，哪怕是尿失禁，唐恩也显得镇静许多——无非是找钥匙的速度不够快，让尿液濡湿家门口的地毯，无非是在高速路边迅速停车，然后用更快的速度冲进树林。
与频繁遭遇尴尬相伴随的是并不一帆风顺的问诊经历。有的医生对唐恩的症状不屑一顾，用“不过是上年纪了”搪塞倾诉，有的医生为她推荐的诊疗方案则效果不佳。唐恩指出，事实上，更年期妇女可能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得到适合自己的诊断和治疗。在亲身经历了更年期之后，唐恩才意识到她的母亲为何在更年期选择了“沉默”。她所承受的尴尬与诊疗的漫长，让她们不知从何讲述自己的身心状况。
据南方网报道，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专家夏建红发现在自己的门诊中，50%的患者对于更年期就诊有“羞耻感”。正如唐恩所言：“和陌生人讨论我的激素波动，还有我的阴道干涩问题和已经脱落到稀疏的头发”确实需要巨大的勇气。唐恩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偷偷”谈论更年期了。在破除所有的弱化、掩饰和否认之后，更年期才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科学的对待。
走下去吧“欧巴桑们”！明净前路愉悦可期
更年期带给女性的只有身体和心灵的痛苦吗？女性对更年期的体验是否还拥有其他的可能性？不同于从医学与生物学视角对更年期做出的客观界定，日本紫式部文学奖获得者伊藤比吕美在《闭经记》中用文学的笔调记录下自己有关更年期的第一人称主观体验，因为“血行不畅的腰身”疲惫，窘迫于“越买越大的内裤”，时时刻刻忍受着“越来越重的分泌物的气味”。这些聚焦于感官的书写让读者接近了更年期的具身经验，与想象中燥热不安的那具身体肉搏。
不过更年期并不只意味着身体的失控，相反可能赐予女性一种焕新的视角。例如对比吕美而言，当照顾母亲渐衰的身体，她逐渐理解了母亲的烦躁和易怒；和女儿一起去买衣服，发现自己的体型和女儿相似，她意识到并非上了年纪就一定要打扮成熟；在人生后半程重新审视自己和女友们的“满身疮痍”，她开始相信女性友人们是自己坚持写作的动力。更年期的视角让女性用更敏感的触手抚过生活的细节，从中获得了重新理解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珍贵契机。
当卸下对更年期的焦虑，女性甚至可能体验到更广阔的自由，正如《伦敦生活》中那段著名的闭经宣言所说：“等到更年期终于来了，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事情，你自由了，不再是个奴隶，或是一个生育机器，而只是一个单纯的事业女性”。对正在老去的比吕美来说也是这样，“一切都新鲜又有趣”，她发现自己仍然拥有蓬勃的欲望：“我认为自己在性上，还是现役选手”；并逐渐坦荡地拥抱日趋变形的身体：“向别人展现形体的变化，没什么好纠结的”。最终，面对曾经讨厌的称呼“欧巴桑”她也不再排斥，并以此呼唤自己的姐妹共同体：“欧巴桑们，继续走下去”！走下去看到凌乱繁复的色彩褪去，明净无色的前路依然愉悦可期。
更年期病理化的历史，也是性别偏见的历史
尽管在今天谈论更年期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是一场“禁忌”，但若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会发现更年期并不是可耻的病症，而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礼物”。
在专著《太监之后：现代中国的科学、医学和性别变迁》（After Eunuchs: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x in Modern China）中，学者姜学豪（Howard Chiang）指出妇科的兴起与性别偏见的历史紧密相关，历史中的妇科将“女性”视作一种更为“病态”和“虚弱”的性别。类似地，来自佐治亚大学的医学史学者苏珊P马特恩发现更年期病理化的历程中也充斥着男性的偏见：18世纪的男性医生将更年期、忧郁症等病名加诸上流社会不事生产的女性，浪漫爱情和风流性事都被视作诱发更年期病状的元凶。
19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医学话语的日益成熟与科技进步，更年期被定义为雌激素的病理性缺乏，但关于更年期的性别偏见并未减少。根据2020年发表于《国际药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激素替代疗法中的性别偏见已经盛行数十年——男性的睾酮替代疗法发展成熟，市场庞大，而女性在类似治疗方面却面临严重的资源不足。美国制药行业一边打着“永葆青春”的广告语激发女性关于更年期和衰老的焦虑，一边出于经济利益刻意打压女性需要的生物同质激素（bioidentical hormones）的生产运用。
在谈论更年期的成因时，马特恩首先带领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自然界允许女性在丧失生育能力后依然能长久存活？人类学和进化生物学领域专家提出的“祖母假说”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女性在停止生育后仍然活跃的原因是为了帮助抚养后代，年长女性的存在能够增加整个家族的生存几率与劳作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更年期是人类进化的策略，对社会群体的存续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祖母假说”的强调并非是对更年期身体之痛的遮蔽或是对女性激素水平变化的否认，或许可以获得另一种历史的眼光。当现代医学与性别偏见让更年期成为唤起女性羞耻的病症，或许我们都应该记住历史深处“祖母们”的低语——曾经的更年期并不被视作灾难，而是中老年女性“有益且高尚”的人生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