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肩叠背的列车
日本白领的日常行程都非常固定。我每天早上7点5分准时出发，到车站后，在7点23分抵达的通勤列车第9节车厢第2个门排队。日复一日，都是如此。除了每日准时出发到达外，还有一件东西始终相伴——腋下的《日经新闻》。从我乘车的车站到涩谷，人总是非常多，我只好拿着报纸，举着手。在涩谷站，很多乘客会下车，这样我便有15分钟来快速浏览报纸中的重要内容。每天与我同行的人不少，但我们从来没有过任何交流，哪怕是打招呼或点头问候。公司职员在清晨总是打不起精神，因为总会想到“唉，又要上班了，又要挤地铁了”。一想到这里，没人愿意多浪费一丝一毫的精力。
——明（Akira，音译），某银行职员
明先生的讲述正反映了工作中间隙难以弥合的一个典型矛盾。当通勤者们无休止地抱怨让人忍无可忍、精疲力竭的拥挤列车时，他们却始终一丝不苟地重复着每日的通勤。如果这不是出于虔诚的热情、严苛的自律或难以泯灭的荣誉感，那会是因为什么呢？事实上，如此日复一日，甚至整个职业生涯都不得不忍受列车上的拥挤，会被视为一个成年人积极为社会做贡献的表现。虽然通勤人群的集合体中可能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不过这种所谓的荣誉感却仅限于个人。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通勤者们四面相对、恭默守静，虽没有任何交流，但心中所想却大同小异。与许多公司职员一样，明先生对他有机会找到15分钟的空隙浏览完报纸上的重要新闻非常满意。
图2.2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明先生所描述的在拥挤的车厢中乘隙读报并非偶然。它已成为日本铁路行业协会（Japan Association of Railroad Industries）用以衡量列车超员载荷运营情况下乘客立席密度的一个重要参数。如图2.2所示，在满载率100%的情况下，我们能抓住车厢内的吊环；在满载率150%的情况下，我们与其他乘客并肩而立，但还有空间可以浏览报纸；在满载率180％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报纸折了又折才能勉强浏览；在满载率200%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比肩继踵，但还有可能乘隙阅读一本杂志；在满载率超过200%的情况下，我们就成了图上描绘的挨肩叠背的样子，读报就是毫无可能的事情了。正如那张图所描绘的，当火车行进时，动弹不得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随波逐流”——与他人一起随着列车摇晃倾斜。这时别说是移动，就是抬手也只是徒劳的挣扎。明先生讲述中的另一处矛盾就是他始终如一的精准行程。明先生向我们详细说明了他每日清晨的出行安排和实施，这说明他的行为与一个可预测的、精确的系统运作完全一致。通过他讲述的方方面面，我们仿佛能亲见东京通勤者们的传统形象，他们严于律己、规行矩步，总是严格遵守技术系统的指令要求。但真相远非如此。明先生每日清晨7点5分准时离家出行，在7点23分到达的通勤列车的第9节车厢的第2个门排队。但可以确信无疑的是，7点23分到达的通勤列车不可能总在7点23分出站。最有可能的是，列车到站晚点或出站晚点。换句话说，明先生在日常通勤中引以为荣的遵纪守时其实不是死板严格的系统精确性，而是系统的不确定性边际。正是系统的这种不确定性，而不是确定性，造就了明先生这样的通勤者的热情、自律和荣耀。
恭默守静
我认识所有与我一道通勤出行之人的面孔。当他们中有人连续几天没有现身时，我会开始担心。当我再次见到他们时，我很想上前询问他们是否安好，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这样做。一旦我主动走上前去问候他们，也许我每天早上都要不得不与他们打招呼。可能最终我只是偷偷绕过他们，到另一节列车门口排队以化解尴尬。这实在是有些过分。
——美智子（Michiko，音译），某医药公司前职员
与明先生相似，美智子能认出同行者的面孔，但她也从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向他们致意或示好。更重要的是，虽然美智子直言会对通勤同行者的情况变化表示关心，但她却对与通勤同行者的社交互动比较抵触。长久以来，人们认为这种矛盾心理是通勤空间特征常见的外化表现，也是都市陌生人间不期而遇的一面之交的典型特点。这种矛盾心理在东京通勤铁路网中愈发表现出其特殊性：它不但来自通勤者磕头碰脑的列车车厢——除了情侣没人能忍受的那种拥挤让人连气都喘不上来，更不要说讲话交流；它更来自明先生与美智子的直言不讳，在那种情况下，没人会想与陌生人认识交流的。奉命唯谨的通勤者们日复一日重复着自己的行程——每天同一时间、同一班列车、同一节车厢、同一个车门，这意味着通勤同行者们其实并非真的形同陌路，不过他们也并非亲密无间的挚友。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介于熟悉与不熟悉之间，将彼此视为同行的“他者们”。
如美智子所言，通勤者对与“他者们”进行社交互动的抵触是因为不想让自己暴露于彼此均感到往复循环、枯燥乏味的日常关注中。同时，这种抵触也源于对对方的体贴——不希望将枯燥乏味的日常关注强加于对方，让其感到不适，迫使他/她偷偷变更乘车位置。日复一日共享着列车车厢内的拥挤闭塞空间，但彼此从未有过任何交谈，这种与其他通勤同行者若即若离的极其矛盾的心理，在拥挤列车恭默守静的氛围中尤显突出。通勤者们的沉默并非强制规定，是人与机器的互动为它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因此，它也算是通勤铁路网独有的技术性特征之一。
我要把通勤列车上的恭默守静部分归因于安静的行车设备装置。从站台进入车厢，意味着乘客们从铃声、钟声、提示音、警告音、广播通知等密集的“音景”（soundscape）中过渡到车厢内的静谧空间。当车门关闭后，虽然站台的嘈杂声并未完全消除，但也清静许多，俨然像是进入另一个境界。随后，能听到的就只有电动机的声音，转眼间列车就驶离了站台，空气悬挂系统将列车车体从构架上托起，在单轨上平滑运行，整个过程几乎悄无声息。曾几何时，机器设备的晃动与冲击为理论干预技术现代性习惯环境提供了充足依据，现今它们却悄无声息地消逝，只留下电动机产生的轻缓共振和空调风扇柔和的呼呼声。列车内的安静与沉默可以让一切变得亲近而敏感，你能听到你周围人的呼吸声、肠胃响声甚至心跳声。这种超近距离带来的感受为一种物质力量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它能产生一种接触感，对通勤者们费尽心力维持的（非）纠缠程度带来了不小的“威胁”，而这种充满威胁的尴尬只有报站广播的柔和女声和车站工作人员带着鼻音的呼叫提醒才能化解。
正如明先生和美智子女士所言，东京通勤列车上的沉默是一个被刻意保持的状态。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在没有空间的情形下，通勤者们为自身创造空间的一种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相当于凭空创造出一种状态，这种空间和我们在第一章讨论的间隙弥合创造出的“余裕”是一个道理。如果说超员载荷情况下的间隙弥合创造出的是一种非规定的动态的时间延误和恢复系统，那么在极度拥挤的车厢内间隙弥合创造出的沉默则是个体与集合体某种程度上的纠缠与关联。虽然这并非一个真实的空间，但人人都极易察觉它的客观存在。通勤列车越是拥挤难忍，就越得付出努力创造这种间隙。因此，这虽然听上去有些反直觉，但事实却是我们越是被周围的乘客挤压到无法动弹，我们的身体就越是处于一种被托马斯拉马尔称为“分子运动”的状态。通勤者的精疲力竭正是分子运动造成的后果。
电车礼仪
通勤者在挨肩叠背的列车上的沉默是“余裕”的表达。凭借此种方式，他们得以协调与他人的“纠缠”。正如人类学家马克欧杰（Marc Aug，旧译马克奥热）在其关于巴黎地铁的民族志著作中将其称为一种孤独（solitudes）的集合。同时，沉默不但反映出通勤者认识到了这种孤独的集体本质，而且也认识到这一间隙弥合过程的不稳定性。作为一种既能发挥作用又看似充满悖论的协调活动，沉默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中其实是一种隐形的交流方式，而这种方式为超员载荷运营创造了条件。因此，沉默是日本电车礼仪（電車のマナー）的最高表现形式。
简单说，所谓电车礼仪是指每位通勤者都将列车视为一个具体的公共空间和技术环境，主动遵守其中的行为规范。例如，在出行乘车时，通勤者们都选择用文字短信交流而非接打电话，或者尽量为孕妇或老年乘客让座。这些文明行为反映了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其实也与维持不确定性边际的完整性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可以将电车礼仪视为构成通勤列车网络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不可分割性的体现。在法律方面，通勤铁路网则严格规定了三种违法行为：性骚扰（痴漢）、蓄意破坏（破壊行為）、暴力行为（暴力）。在此类犯罪事件中，通勤管理机构往往会迅速、准确地执法，动用大批工作人员迅速拦截并将违法者从列车中移出处理。与上述违法行为相对，违反电车礼仪的行为不足以产生法律后果及惩罚，通勤者们也极少与之发生对抗，更多的时候他们都采用转移注意力或闪身离开等被动策略应对不文明行为。
电车礼仪是一种操演过程（performative process），其中，通勤者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都将为弥合超员载荷运营的间隙而构建的通勤铁路网具体化了。东京的电车礼仪不仅与世界其他国家交通系统的乘车礼仪相比独具特色，甚至与日本其他城市相比也称得上特立独行。这种特殊性源于东京通勤铁路网的高度不稳定性，而正是这种不稳定性倾向使得电车礼仪成为东京人非正式辩论的话题之一——无论是在喝茶闲聊还是在网站或社交媒体社区中的长篇阔论，它始终会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激烈交锋。通常，这种讨论最终都会将问题上升至“究竟何为电车礼仪”这样的高度。对一些人而言，电车礼仪是公民的基本常识问题；对其他人而言，电车礼仪却可能是一个人同情心或原始的共情心理的显现，展示了他/她的社交能力和反应能力。不过，每位通勤者都有与电车礼仪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有时是对列车上奇人奇事的幽默叙述，但更常见的，是对无礼行为的愤怒描述，比如，有人插队、年轻女性在列车上化妆、有人无视优先座位等等均是如此。人们口耳相传的与电车礼仪相关的故事中不仅常充满了戾气、质疑与愤怒，有时甚至可能演变成对社会风气恶化的抱怨与推测。如果仅听这些故事，恐怕大家都会认为电车礼仪永远都时乖运蹇、难以为继。
上述关于电车礼仪的种种故事都让我们愈发关注通勤者这个集体，将其视为不确定性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并未提供探究电车礼仪运作方式的路径，也不曾给出发现其正在发挥的其他作用的线索。为了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在超员载荷运营情况下构成不确定性边际的各种集体行为方式间的关系。
电车礼仪宣传画
电车礼仪宣传画其实可以视为不确定性边际与通勤集体间关系的体现。这些画在东京各个车站中无所不在，车站大厅、站台、列车，只要是人们能想到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一些画只是对通勤系统中日常行为的规范，如：有序排队乘车、礼让座位、禁止躺在座位或地板上等。而另有一些则特别强调通勤体验，如：乘车时不得打电话；尽量降低耳机音量，防止音量“外泄”影响他人；女性不在乘车时化妆；等等。这些宣传画的内容其实具有准制度性的迭代，因为这些礼仪规范宣传画虽然由铁路公司制作和宣传，但其中的内容与规范却来自通勤者的建议或年轻人的想法，有时甚至还会从相应竞赛中选出。
我们必须要注意，电车礼仪宣传画事实上并不产生电车礼仪，它们并非影响通勤者遵守行为的约束性技术。按照JEKI规划与制作高级项目总监吉原美穗子（Yoshihara Mihoko）的观点，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礼仪宣传画与遵守礼仪间存在直接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通勤出行者并不会因为张贴的宣传画增加了，就更加自觉地去排队。相反，电车礼仪宣传画唤起的其实是一种集体感，凡是违反电车礼仪的行为都会招致所有通勤者的注意和抵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宣传画将集体援引（invoke）为一种系统间隙中的矛盾调解所塑造的人与机器间的不稳定聚合。
这种诱导式宣传策略虽然已诞生了几十年，但其基本前提始终未变。例如，1925年前后，日本铁路的官方机构制作的“先下后上、有序乘车”的电车礼仪宣传画，曾遍布东京各个地铁站。
这幅宣传画还配有下述解释：
从中野到东京，一站延误30秒，14站延误7分钟；从蒲田到东京，7站延误3分30秒，导致从中野到东京2小时内发车次数从44趟降到35趟，蒲田到东京发车次数从20趟降到17趟；短短几分钟，受阻人数多达2000—3000人。
我们或许会好奇有多少乘客会在宣传画前驻足，甚至会从公文包或口袋里拿出纸笔，来算一算上述延迟现象背后的真实数字。但事实上，这张宣传画并非独裁体制下“驯化服从”的表达——“服从指令！违者严惩！”；相反，它更像是一种通过理性展示引发通勤各要素间合作的恳求，是标准运行图与实际操作运行图间差异的重要性的展示。值得注意的是，宣传画的文字从开头起，就没有明确的读者指向，它只是一个操作逻辑的陈述，承载着时空间隔产生的物质力量，展示30秒的延误在各个车站的时空间隔中如何影响到2000—3000人。整个宣传内容直奔主题、平铺直叙，用赤裸裸的数字展示系统延误的恶果以及因拥堵停滞而躁动不安的人群。文字内容一气呵成，让读者读完不免胸闷气短、长吁短叹。
相比之下，虽然主导策略未变，但当代的电车礼仪宣传画完全采用另一种方法诱发通勤者的集体意识。前述1925年的宣传画强调了列车与车站间的间隙，而当代的电车礼仪宣传画则将间隙转换为通勤体验中的约束表达（prescriptive registers）与情感表达（affective registers）间的张力。JR东日本中央线上的电车礼仪宣传画以这样的标题开头——“乘车时要整齐排队啊”（乗車の際は、きちんと並んでね）。下一句则更直接具体——“为快速上下车，请自觉配合有序排队”（スムーズにに乗 れる「整列乗車」にご協力ください）。
在这个带有请求语气的标题背后是一幅图画，向读者呈现站台上两位通勤者的腿部，二人均站立于白色排队指示线内、黄色安全线后。男性通勤者穿着休闲裤和略显笨重的棕色鞋子，而女性通勤者穿着裙子、长袜和粉红色波点鞋。他们相邻的鞋子上都有一个具有明显性别特征的、传统的笑脸图案——男性鞋子上的笑脸相对较大，显示出“男性化”的开口大笑；而女性鞋子上的笑脸则看上去更加娴静，显示出“女性化”嘴角上扬的微笑和表示友好的眨眼。在他们二位身后，我们还能看到一列车门关闭的地铁。这幅宣传画对车站设施的描绘绝对准确，但由于采用绿色和蓝绿色软化了色调，使得图片远离了照片级的真实。
之前我们在1925年的宣传画中看到的对系统逻辑的理性描述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相反，这幅当代宣传画的宣传策略旨在强调约束表达与情感表达的结合，穿梭于命令表达、姿态模仿、语气变化和“可爱”的美学间，尝试以合作的方式管理系统间隙。宣传画的目标受众既包括作为特定个体的“你”，也包括作为非特定群体的“我们”。在标题句结尾处，宣传画作者还加入了非常难以翻译的语气词“ね”。这一语气词通常表示社会交往中尝试寻求协调合作与确认的语气。第二句话则采用了日语中女性常用的要求、命令语气“ください”，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礼貌策略”。“ください”的使用将要求、命令转化为希望得到对方同意的请求。加之，这种类女性语气的表达与图画中女性鞋子上示好的眨眼笑脸的组合一下让整个表达变得柔和起来。这一句还用了一个片假名书写的“スムーズ”（即英语单词smooth），与官方严肃的汉字单词“順調”（意为“顺利”）相比，前者更像是注入了轻松有趣的语气，同样起到“软化”指令约束的作用。另外，通过化被动为主动的方式，标题句中的“整列乗車”（意为“有序排队上车”）采用了引号标记，意在暗示此为受规范约束的既定惯例，是大众常识的一部分，并最终希望大众能够遵循。同时，宣传画中眨眼微笑的鞋子实现了亲切俏皮的拟人，进一步完善了宣传画制作单位的全面诱导和劝说策略。另外，宣传画所体现的“权威”在页面的底部也得以进一步消解：上面写着制作单位是“铁路少年团”（鉄道少年団），其成员们出于对和谐社会的关注，合作制作了宣传画。虽然我的猜测不一定准确，但这类地铁礼仪宣传画通常都是相关竞赛或向通勤者征求意见后的作品。
图2.5
像这种约束表达与情感表达组合的地铁礼仪宣传基本上算是一种标准程序。甚至如“不许装睡不给老人让座”等一些略带强制性质的宣传标语也常在规范、示范与展示间来回摇摆，时而强硬，时而亲密，有时既像是针对个人，又像是针对全体通勤者。这一点在使用有趣称谓的电车礼仪宣传画中尤其显而易见。在这方面，JR东日本的“蔬菜—双关”系列地铁礼仪宣传画是一个绝佳的案例。如图2.5所示，宣传画的标题句是“要知道只有排队才能更快”（並んだほうが早イモん）。下面是一群可爱的、面带微笑的土豆在站台有序地排队候车。双关的梗来自“芋「いも」”（意为“土豆”）与单词“早い”及终助词“もん”组合中的发音相同。
东京电车礼仪宣传画通过弱化的指令、生动的示范以及友好的语气实现了宣传目的，可谓威廉马扎雷拉（William Mazzarella）的“情感管理”（affective management）的生动体现。作为描述“专业协调情感”行为的术语，它诞生的最初目的在于呼吁人们关注公共话语的必要性：集体生活的构建不只需要来自权威的规范约束，更来自公共话语。正如马扎雷拉所写的那样：“要想任何非强制力约束的社会活动有效，先要给它注入情感。”马扎雷拉的观点并非只是想将情感压缩到话语中，更确切地说，他认为，集体生活来自情感（affect）和象征性阐述（symbolic elaboration）或“情感与表达”差异中形成的不稳定的协调（modulation）。这对于思考电车礼仪与列车空间的关系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事实上，集体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不完整、不稳定、不全面”的过程，一种永无定论的辩证法，在公共话语的象征性调节和情感调节间来回往复。正如马扎雷拉指出的，前者的特点是抽象，是涉及如公民身份和公民社会等严肃正式的法律范畴的集合，后者的特点是感性，它虽各不相同但又屡见不鲜，是吸引我们每个人遵守情感社会秩序的源泉。
在呼吁人们关注差异作为集体生活中的过程性不平等现象的同时，马扎雷拉主张让我们将权力视为具有拓扑结构的（topologically constituted）、在调节间隙中存在的、终结于往复的无法判断的表达间的行为和内容。在马扎雷拉看来，差异是“权力生效的条件”，而所谓生效，就是吸引我们注意、促使我们投入、勾起我们欲望的能力。换句话说，不只是机构话语、经济或技术力量强制我们服从、参与和投入集体创造活动。人们参与社会集体生产与生活来自社会集体生产与生活的自身差异性的诱导，它作为一个过程空间与潜在场景，允许人们在其中寻求机遇、不断尝试，最终产生全新的人或物。
马扎雷拉还指出，差异产生于公共话语在视听方面的调节与改变，其中既包括一国的科技进步，也包括娱乐媒体及消费广告的影响。具体到通勤铁路网中，差异形成于该系统的不确定性边际在生活体验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形成于不确定性边际在具体矛盾与系统规范间产生的紧张关系之中。它体现在列车电动机的共振与车内恭默守静间的协调、沉默拥挤的车厢内通勤者们若即若离的特殊关系中。具体到通勤中的紧张矛盾，挨肩叠背的车厢不仅让人无法动弹，甚至让人压根儿喘不上气来，车厢照明的灯光让人头晕目眩，风扇卷起吹散了带有洗发水、香水、肥皂味道的体香，也扬起了咖啡的余味、香烟灰的臭气、汗臭及各种由压力和腐烂产生的不可描述的气味。这些存于系统中的各种具体和抽象的矛盾始终与通勤者们日复一日潜移默化的通勤行为存在联系与冲突，表明了系统中各要素间的互动与通勤铁路网中反复广播宣传的通知、提醒与警告之间难以名状却约定俗成的规则。
通勤者集体作为一个操演过程而生成，在此过程中，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通勤者都要设法处理通勤体验中约束表达与情感表达存在的间隙。重要的是，电车礼仪仅是这种活动的表达，而非活动的制造者。更进一步讲，电车礼仪是前述“具有拓扑结构的”权力运作的一种表达，也就是说，间隙本身作为一个具有可能性与潜力的场景，从中引发了拥挤不堪的列车中的种种具体参与活动。因此，当我们在第一章随机采访的通勤者说“别无选择”的时候，其实他的话只对了一半。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社会生活氛围要求社会个体必须在每天早晨准时到达工作单位或学校。与此同时，日复一日的重复活动，也让通勤者们在超员载荷运营的间隙弥合这一高度不稳定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承诺感（immanent sense of promise）。不确定性边际的承诺，总是靠参与到集体中的、以克服客观物质限制为目的的尝试来实现。具体而言，挤上拥挤的列车就是参与到集体中，参与到世界上其他通勤人群难以仿效或忍受的过程中。而在其中产生的集体承诺感更让通勤者一致将违反电车礼仪的行为上升为众矢之的，使之成为大众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将其视为日本社会世风日下的典型案例。
《通勤梦魇》；【美】迈克尔菲什；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世纪文景；2025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