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对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战犯举行公开审判，追究侵华日军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罪行。作为人类史上首次专门针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伯力审判弥补了东京审判的不足，为追诉日本违反国际公约、反人类的战争罪行提供原始记录。
然而，伯力审判囿于冷战政治化标签、史料匮乏等掣肘，其重要价值未得到广泛认可。今年是伯力审判75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合作，以俄罗斯新解密档案为基础，通过系列稿件再现审判前后的历史细节，也为伯力审判研究再出发提供契机。
伯力审判是苏联对日本细菌战犯举行的公开审判，也是世界上首次专门针对细菌战罪行举行的正义审判。因侦讯调查与庭审中的战犯录音而组成的伯力审判档案，具有鲜明的完整性、真实性与专业性。伯力审判档案不仅深刻揭露日本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战争犯罪及危害，而且反映出苏联司法检察机制的特点，还是折射美苏冷战对抗的棱镜碎片。
1949年12月底，苏联在伯力对山田乙三等战犯举行审判，追究其在侵华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罪行，使世界民众知晓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战俘开展人体活体解剖实验，严重践踏了国际公约和社会伦理。伯力审判有力弥补东京审判的不足，为惩处战争罪行提供重要范例，与纽伦堡审判等共同构成反法西斯同盟正义审判体系，并对保存客观历史记忆、有效抵制歪曲二战史实言行具有重要作用。
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乌克兰被曝存有美国设立的生物实验室，且与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基地存在密切联系。为揭露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基地曾与石井四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长）、若松有次郎（侵华日军第100部队长）以免于在东京审判起诉而换取细菌战情报的黑幕，俄罗斯联邦档案局自2022年以来，组织外交部、国防部、内政部等机构，解密了伯力审判庭前审讯记录、庭审录音等档案资料。上述新解密档案资料为重新探析伯力审判的筹划、举行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奠定重要基础。
伯力审判庭审现场
伯力审判档案的形成与保藏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作为关东军司令部直属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和侵华日军第100部队在8月10日遵照日本大本营命令，提前将部队主力队员和家属撤至京城（今首尔）。苏军攻克京城后，除少量队员逃回日本外，剩余队员被苏军俘获，并被送入西伯利亚接受改造。此外，留守在中国东北的731部队和100部队队员被苏军俘虏后运至苏境。苏联内务部通过审讯被俘细菌部队队员、得知关东军实施细菌战后，通过远东国际检察局苏联检察官向驻日盟军司令部请求讯问石井四郎等人，并要求在东京审判中控告其罪行。
侵华日军第100部队旧址
然而，美方百般阻扰、拒绝苏方要求。鉴于此，苏联内务部经过广泛侦讯后，致电苏联外交部询问是否对日本细菌战犯举行单独审判。苏联外交部将内务部转发的审讯材料，发给司法部长戈伦斯基，询问其意见。戈伦斯基在1948年8月2日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和内务部长回电，原则上同意公开审判。
9月30日，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草案，建议苏联部长会议授权在伯力举行公开审判。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阅读草案后，进行细微修改，即强调日本战犯不仅生产细菌武器，还准备在苏联领土上使用细菌武器。莫洛托夫修改后的草案于10月8日由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即决定公开审判细菌战犯。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委员会通过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也标志着苏联正式确定审判日本细菌战犯。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对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审判法庭由审判长契尔特科夫（少将法官）、审判员伊里尼茨基（上校法官）和沃罗比耶夫（中校法官）、书记员科尔金（上尉）组成。法庭起诉工作由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毕列左夫斯基（上校法官）承担，苏联国家公诉方代表是斯米尔诺夫（三级国家司法顾问）。被告人是山田乙三等12位，每名被告人均有由苏联指定的被告方辩护人。因案件审理的专业性，该案还引入了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对细菌武器研制和活人实验做专家证明。法庭还聘请十几名专业翻译员，确保被告人在诉讼中准确表达。
伯力审判法官席，其中左数第二是庭长契尔特科夫（少将法官）
国家公诉人——斯米尔诺夫（三级国家司法顾问）
法庭辩护律师席
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主席——茹科夫院士
伴随伯力审判形成的档案不仅涉及外交部、内务部、司法部、总检察长办公室等职能部门，还与滨海边疆区、伯力市、《真理报》报社、塔斯社等机构紧密关联。散布在多部门的伯力审判档具有保存机构广、多样态特点。
从保存机构上看，伯力审判档案保存在俄罗斯14家档案馆中，其中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12份、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64份、国家电影和照片文献档案馆29份、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1份、国家当代历史档案馆49份、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34份、国家录音档案馆14份、国家军事档案馆97份、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24份、伯力边疆区国家档案馆13份、远东国立科学图书馆12份、内政部伯力边疆区信息中心7份、秋明地区门捷列夫科学图书馆1份、伯力地区格罗德科娃博物馆13份。
在保存机构中，俄罗斯国家录音档案馆、军事档案馆解密档案资料尤为重要。俄罗斯国家录音档案馆解密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共有59盒、分成18个文件，时长为22小时5分57秒，内容涉及731部队、100部队开展人体实验和野外毒性试验。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藏日本细菌战战犯在伯力审判庭审前的审讯记录，共计22卷、1200多页，主要内容是731部队、100部队队员在审讯中交代两支细菌部队根据天皇命令逐步编成，及开展人体实验、野外试验及在浙赣战场、中苏边境实施细菌武器攻击的犯罪事实。
法庭上的被告席
从档案样态看，伯力档案包括影片、文字、录音、照片、报纸、漫画等多种形式，涵盖多语种，主要是俄文，也有部分英文和日文。按犯罪类型分细菌武器、有毒物质、人体实验和酷刑，以及对女人和儿童犯罪记录等。按档案主题可以分为战犯审判记录、起诉书和法庭文件，按部队划分为关东军、宪兵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731部队、1644部队、1855部队等。
档案所见伯力审判的筹备与举行
伯力审判档案以伯力审判历史进程为主线。其中，第一部分是苏联筹划伯力审判，主要苏联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总检察长办公室关于审判诸多事项的磋商，以及苏联部长会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筹划审判、战犯起诉书、审判法庭构成事项的决议。
第二部分是细菌部队成员在伯力审判前的审讯记录，主要是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关东军军医部部长梶塚隆二等12名战犯和其他数十名证人的审讯记录。证人包括侵华日军第100部队雇员福住光由、儿玉武男，及侵华日军第2630部队队员。侵华日军第2630部队是配合100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军团兽疫部队。为指证高桥隆笃、平樱全作、三友一男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罪行，苏方选取侵华日军第2630部队队员桑原弘、浅田耕一、吉原弘、吉川要4人作为出庭证人。
被告山田乙三（关东军司令官、话筒前站立者）在庭审中供述自己的罪行
第三部分是伯力审判庭审录音档案，主要是收录川岛清、柄泽十三夫、山田乙三、西俊英、梶塚隆二、佐藤俊二、平樱全作、三友一男、高桥隆笃，以及庭审证人、法医鉴定委员会询问、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录音档案。
高桥隆笃（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陆军兽医中将）在庭审中供述自己的罪行
通过梳理伯力审判档案，研究者准确获悉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细菌部队、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和野外试验、实施细菌战实战是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更是反人类罪行，严重违背了国际公约和社会伦理，给中苏等国河流、土壤、牲畜、人员带来长久伤害。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档案进一步证实日军细菌部队是奉天皇敕命自上而下逐步改编而成。侵华日军第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逐步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天皇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认731部队是在1936年奉天皇命令设立的。日本防卫省公布的档案证实川岛清、山田乙三供述为真。1936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向日本陆军省上报《充实在满兵备的建议》，建议将军马防疫厂（即侵华日军第100部队）、防疫给水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强化为细菌战研究机关。6月2日，陆军省批准《充实在满兵备的建议》。8月3日，日本陆军省大臣和关东军司令部向日本天皇上奏两支部队改编完成。
其二，档案揭示日本不断强化细菌战研制和实战力量。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陆军省命令，增设和改组部队机构，强化细菌战研究能力。731部队本部下设8个部，分别为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资材部、教导部和诊疗部。第一部是细菌研究部，主要负责细菌战的总体研究，包括人体活体实验。第二部是细菌实验部，主要负责传染病菌的野外试验和培养带有鼠疫病毒的跳蚤。第三部为防疫给水部，负责制造“石井式”土陶细菌弹壳。第四部为细菌生产部，负责培养生产细菌。总务部负责拟定细菌战计划，负责人体实验资料搜集与管理等。教导部负责对关东军卫生部军官和下士官等进行细菌战、防疫等业务培训。资材部负责各种器材、大小动物供应等。诊疗部负责染疫队员救治等。此外，731部队还设立林口支队、牡丹江支队、孙吴支队、海拉尔支队和大连卫生研究所。
尾上正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643支队长）在庭审中供述自己的罪行
100部队本部由司令部、总务部、教育部和第一、二、三、四部构成，其中司令部负责全面统筹各项事务，总务部负责财务、人事，教育部负责业务培训，第一、二、三、四部是100部队的核心部门、专门负责各类细菌菌液、血清的研制与生产。第一、二、三、四部是100部队开展细菌研究的核心部门，其中第一部负责诊断军马血清，第二部负责细菌实验与研究，第三部负责制造兽疫预防和免疫类药物，第四部负责资材补给。在四个业务部门中，第二部承担部队细菌武器研制与生产。
其三，细菌部队蓄意使用战俘开展人体活体解剖实验，犯下严重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100部队骨干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把3名中国籍战俘实施了解剖实验。三友一男还将混有毒菌的食物在不知情前提下给被俘的中国和俄国战俘食用。因食用病菌而死战俘被三友一男在100部队牲畜解剖场实施了解剖实验，以此检验病菌的毒性和在人体上的病理变化。被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三友一男（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第二部技术员）在庭审中供述自己的罪行
其四，关东军蓄谋实施大规模细菌战。1943年12月后，100部队全面开启细菌武器量产工作。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在审讯中供述他在1943年12月后，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批准的“准备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设立第六科，负责量产细菌武器。为满足量产细菌武器需求，第二部第六科设有多个研究室，且由部队技术骨干领导十数人专门研制和生产毒菌。
高桥隆笃向梅津美治郎报告，100部队在1944年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根据史蒂夫费特测算每30公斤炭疽孢子在无防护情况下可造成3万至8万人死亡，那么100部队生产200公斤炭疽菌苗可导致约20万至53万人死亡。731部队生产病菌能力远高于100部队。731部队第四部一个月可生产500至600公斤炭疽菌。换言之，731部队自1943年12月到1945年8月战败，最大限度可生产12000公斤，参照史蒂夫费特（Steve Fetter）测算比，可导致1200万至3200万人死亡。由此可见，关东军量产的细菌武器，能够支撑大规模的细菌战攻击，且可造成大面积人员伤亡。1944年7月山田乙三接任梅津美治郎为关东军司令官后，高桥隆笃不仅向山田乙三汇报细菌武器量产情况，还将量产细菌武器不断在中苏边境开展“野外演习”名义下的细菌战实战。
伯力审判档案的多重价值
俄罗斯解密伯力审判档案，蕴含着大量重要的证据信息、内容真实可信、时间线索明晰、涉及地域明确、牵扯人物清楚，一方面可与我国遗址、档案、文物相互印证，构成完整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证据链，另一方面通过比对中美日俄多国多边档案，开展互证研究，使得伯力审判历史认知由模糊走向清晰。伯力审判进程的历史还原，是剖析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必要之举。作为推进史实挖掘的档案，有助于丰富跨学科研究的新视角，为审视战后格局提供新线索，进而掀开中俄人文交流的新篇章。
首先，进一步丰富日军细菌战档案体系。从学术价值来看，伯力审判档案以新史料丰富细菌战档案体系。目前，有关伯力审判史料仍停留在1950年出版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因此，伯力审判档案的解密有助于研究者从微观研究角度剖析日军细菌战罪行，并非单一罪名、单一阶段的战争犯罪，而是在不同阶段犯下重复的罪行，甚至同一犯罪事实是犯下多重罪的。其中，日军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和破坏和平罪。731部队、100部队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利用战俘、平民开展人体实验，且多达百余天，犯下了反人道罪和战争罪。关东军根据人体实验结论，不仅实施野外试验，还跨地域前往浙赣战场，对中国军民实行炭疽、鼻疽细菌武器攻击，是严重的破坏和平罪行和反人类罪。
从应用价值来看，伯力审判档案以历史真相凝聚社会共识。目前，我国保存的细菌部队罪行档案包括战时材料和战后调查。其中，战时材料主要以“特别移送”为主，是日本军警宪兵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的直接证据，除此之外仍缺少第一手的文献证据。伯力审判档案具有突出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可从完备证据链条角度深描细菌战受害细节，将历史记忆与陈列展览、宣传教育结合起来，注重真听、真看、真感受，促进细菌战主题展馆、展陈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建设。
其次，为多学科综合研究提供坚实基础。以往关于伯力审判的研究，聚焦于日本细菌战罪行纵向挖掘，而审判记录反映出伯力审判具备法理的史证效力，为开展法学研究提供新视角。伯力审判诉讼过程完整、判决依据充分、审判记录确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细菌战行为的审判，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伯力审判是由滨海军区的军事法庭承担，但判决书为“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名义”下达的，体现了审判的国家属性。考虑到细菌战犯罪的技术专业性，审判法庭引入医学检验委员会，从医学角度对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人体实验罪行作出专业证明。
伯力审判法庭庭长宣布判决结果
最后，为冷战格局研究拓宽新领域。伯力审判弥补了美国主导下东京审判对日本细菌战犯审判的严重缺失。因此，伯力审判既是美苏两国在东京审判中明争暗斗的延续，也是冷战背景下大国对抗的典型事件。
审判结束后，苏方选摘战犯审讯和庭审供述记录，以《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命名，用中英俄德日五国文字出版。苏联积极宣传推广伯力审判和《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在国际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反响。在日本，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煽动日本民众以抗议苏联迟迟未能迅速遣送战俘，试图以此抵消伯力审判的影响。然而，以《赤旗》为阵地的日本共产党积极回应伯力审判，揭露潜逃的细菌战犯罪行。美国就伯力审判则是从最初迟迟不表态到后来否定和批评。与美日不同，中方主动推进审判进程，积极在国际舞台发声，对内通过群众检举细菌战罪行活动，激发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愤慨，开展了一场爱国主义群众运动。
总之，俄罗斯新解密伯力审判档案不仅以战犯亲口供述、亲笔笔供，厘清侵华日军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罪行，还有助于深入剖析美苏围绕细菌战情报的博弈与妥协，更有助于从小切面窥视大历史，深刻理解冷战中波谲云诡的东亚格局。
参考资料
[1]本文主要参考了赵士见、宫文婧：《俄罗斯新解密伯力审判档案探析》（《中国档案》202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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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eve Fetter.Ballistic Missiles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1(VoL.16: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