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好运气”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常常感叹自己的一生太幸运。1936年，他出生于中国昆明。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其父亲举家去往了美国，在欧战结束后才回到“故乡”爱尔兰。此后，他也因为原籍爱尔兰的缘故规避了《兵役法》，无需在马来亚、肯尼亚或者塞浦路斯为奄奄一息的大英帝国打仗。
他的少年时代还没有电视，这使得他远离了美国流行文化的侵蚀。“那对我们来说仅仅是边缘性的，见诸本地电影院上映的西部片和迪斯尼动画片。”收音机已经普及了，BBC会在晚上播放“由非常优秀的演员”朗读的小说佳作，“我们的想象中尽是像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吉姆老爷、尤赖亚・希普、德伯家的苔丝一样的人物”。此外，爱尔兰的戏剧传统也丰富了安德森的童年生活。“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很多莎士比亚戏剧，还可以看到享誉世界的爱尔兰剧作家的作品，包括萧伯纳、王尔德、谢里丹、奥卡西和其他人。”
“倘若我的父亲把离开中国推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很可能会被关进日本集中营，或许最终死在那里。倘若我的父亲不是爱尔兰人，我很可能就会在英国被抚养长大，并到海外去为帝国打仗。倘若我出生得晚一些，我很可能就会沉溺于电视，懒得去剧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及其《椰壳碗外的人生》
父母亲也为安德森提供了优良的教育环境。父亲出生于军官家庭，就职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担任赫德（Sir Robert Hart，1835-1911）的部下，其兄弟都在为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的军事机构服务。母亲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法语、德语都很流利。安德森一辈子都与异文化亲近，求知若渴。“他们携手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在我们所居住的镇上无与伦比的家庭图书室。他们也鼓励我们养成阅读的习惯，从中了解说其他语言的、归属不同阶级和地区的、出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我记得在我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读过父亲收藏的由亚瑟・威利翻译的《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完全是如痴如醉”。此外，“家里满是中国的书卷、图画、布料和服装”。
安德森受父母亲影响颇深。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安德森出生在一个富于“文化资本”的家庭。“大部分情况下，家长除文化方面的良好愿望外不能传递别的什么东西。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却把冗长的教诲做了精心安排，以通过暗中说服的方式使后代接受文化”（《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安德森很早就显示出语言方面的天赋。据母亲回忆，刚出生后安德森由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越南女佣照顾，因此他会说的第一个词不是英语，而是越南语。中学考入著名的伊顿公学后，他又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和俄语课程。成为研究者以后，安德森还学习了多门东南亚语言，包括印尼语、他加禄语、爪哇语、荷兰语、泰语、菲律宾语、西班牙语、马来语、越南语等等。可以说，语言能力奠定了他trans-national“跨国家”研究民族主义起源的基础。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语言成为理解文化符号和集体记忆的关键工具。他强调语“学习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学习一个说和写与我们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它也是学习构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此学习与他们感同身受”。毕竟，民族主义的情感动员力量需要通过这种感同身受的理解才得以解开其奥妙所在。
《想象的共同体》
但安德森遗憾地发现，他虽然在青年时期开拓了跨语种的“区域研究”范式，但在退休时美国学界反而退回到了前殖民地晚期的状态，其研究兴趣越来越聚焦在一国，而不是作为“区域”的整体，其原因就在于语言能力的退化。“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必须通过法语和德语（又一传统的学术世界语言）阅读能力考试才能拿到我们的博士学位。到1970 年代初，……要么选择法语或者德语，要么选择一门为期一年的统计学。最后，外语方面的要求没有了。”在美国学术界，学术的职业培训逐渐替代了旧欧洲的人文教育。他在读英国的伊顿公学时，“必须练习用拉丁语创作诗歌，将英语诗歌翻译成拉丁语，还要仔细研读16世纪到19世纪的英语散文大师。最后，必须用不同的语言熟记并公开朗诵很多诗歌。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甚至爪哇语诗歌。”“诗歌深深地驻扎在我的意识之中，与其说是意义，毋宁说是声音、抑扬顿挫、韵律。”现如今，Google检索代替了背诵，但安德森警告道，“谷歌也无法给你纯粹的‘感受’，比如兰波《醉舟》（Le Bateau ivre）的目眩神迷”。
赫德与兰波
关于这种旧欧洲传统的人文教育方式，安德森略带伤感地指出，“我是在一个旧世界行将终结的时代长大成人的”。“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很幸运。我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拥有这些经验的人。到1950年代后期，背诵诗歌的做法几乎消失了。被视为人文教育基础的传统广义的古典学，也让位于通常被认为更有助于事业、职业和现代生活的科目。而且，粗糙的美式英语正在成为唯一的‘世界语言’，造成了这个世界的巨大损失。”当然，他也意识到，这种教育模式背后反映了巧妙的阶级再生产策略。“它经过相当保守的设计，可以说是旨在复制上层中产阶级传统的传承人。借助这种通识教育，学生依然最终有望成为高级公务员、寡头政治成员，或者受人尊敬的老派教师。”“但是，战后工党政府所发起的和平社会变革，意在创建大量能够更好地适应冷战、美国的支配地位、商业全球化和大英帝国衰落的中学和大学。年轻人需要学习经济学、商业管理、大众传播、社会学、现代建筑和科学（从天体物理学到古生物学）。业余身份几乎价值不再。甚至语言都在改变。我学会说的那种老式的BBC英语被攻击为受阶级支配，正在渐渐被更接地气的版本取而代之。再也没人认为熟背诗歌有多必要，更不用说熟背英语之外的语言的诗歌。”
二、成为学者
安德森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愿意为之奉献终身的事业：当教授、做科研，写作与教学。在剑桥大学的古典学专业毕业后，他接受了朋友的邀约去康奈尔大学任教。彼时，他暂未对东南亚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二战结束初期，美国这个国家的学术声望远远不如欧洲。美国的同侪大多把精力放在了欧洲国家的研究之中，此外就是苏联，“因为它被视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敌人”。在亚洲，受到关注的国家仅有中国和日本。但是，冷战初期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确实吸引了众多关注，特别是在酝酿一场革命的印度尼西亚。“当地的共产党党员是世界上除在共产党统治地区之外数量最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支持反共的军阀，而保守的地区政治家在设法推翻苏加诺——左翼倾向的民族主义总统。”
费正清与鲁思・本尼迪克特
作为冷战后崛起的世界霸权，美国急需获取世界各地的知识与情报以资国政。这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重要背景。事实上，早在战争期间，美国就通过“战略事务办公室”招募了多学科专家，搜集轴心国及占领区的情报，例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参与的东亚研究，《菊与刀》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参与的日本研究等等都直接服务于军事决策。战后，美苏冷战进一步推动区域研究的制度化，如1958年《国防教育法》投入2亿美元资助高校建立区域研究中心，培养掌握非西方语言和文化的“战略专家”，以应对苏联阵营的挑战。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资本在1950-1970年代投入近3亿美元资助区域研究项目。就此，安德森回顾道：
政府开始把大量财政和其他资源投入到对西欧之外国家的“当代”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中，对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和艺术研究的投入则要少得多。随着冷战大幕的开启，对于政策研究的兴趣日渐浓厚，尤其是关于依然被理解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或真实或想象的威胁。在这一轮学术扩张中，驱动力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但是，很多大型私立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置了政府的“政策”聚焦。
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倡议为专业性的学术工作创造必要的体制空间。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耶鲁（1947年）和康奈尔（1950年）这两所大学获得了创办跨学科的东南亚专业的大量资金和体制支持，包括设置新的教授席位、建立图书馆、设立专门的语言培训课程，以及提供田野工作津贴和研究员席位。
无疑，这种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既服务于冷战时期的战略需求，也深刻反映了美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霸权逻辑。在混乱的东南亚局势的刺激下，康纳尔大学的政治系率先聘请年轻的乔治・卡欣教授（George Kahin），“他既是研究当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权威专家，也是1945—1949年反殖民武装斗争的积极支持者”。在某种意义上，卡欣改变了安德森的学术方向。卡欣强调语言训练、田野调查与跨学科的整合。他要求学生不仅掌握当地民族的语言，还需深入当地文化与社会语境，这种“深度浸润”的研究方法影响了包括安德森在内的一代学人。后来，安德森在卡欣的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革命时期的爪哇——占领与抵抗，1944-1946》通过结合历史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视角，揭示了爪哇政治文化的内在逻辑，打破了西方学者对印尼政治“非理性”的刻板印象。
乔治・卡欣
三、东南亚
彼时，东南亚毋宁说是一个还不存在的地理概念。安德森评论道，“八个彼此不同、国土面积不小的国家分为，伊斯兰教、佛教、天主教、儒教—道教； 16世纪被西班牙人殖民，17世纪被荷兰人殖民，19世纪被法国人和英国人殖民，到了20世纪被美国人殖民，同时暹罗还被英国人半殖民；重要文献见诸相互不能理解的语言，比如缅甸语、孟语、泰语、高棉语、越南语、他加禄语、马来语、爪哇语、古爪哇语、梵语、阿拉伯语和多种其他语言。这与东亚、南亚形成了巨大反差：东亚仅仅包括三个国家，它们在道德秩序、宗教观念和文学流派等方面有很多共通之处；南亚由四个国家组成，它们有着长期的——即使有时是怀有敌意的——宗教、经济和传统文学的关联，但全都是被同一宗主国殖民的”。
确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战前欧洲殖民主义使得这片半岛与群岛一直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
“缅甸在一定程度上被并入英属印度的概念中，印度支那则实际上被等同于法兰西帝国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势力范围。在这里，帝国边界对文化边界的胜利尤其显著。欧洲政治同样重绘了东南亚群岛的地图。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称谓原本被用来指称整个海岛链（通常不包括菲律宾），但这些术语很快地被常用于区分‘荷属东印度’（Dutch East Indias）和半岛上不列颠占统治地位的‘马来西亚的’地域以及婆罗洲北部地区。再一次地，帝国边界压倒了语言和文化边界；例如，马来语世界被划分为荷属（Netherlands，在婆罗洲海岸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东部）、英属，以及独立的暹罗（Siam，现在的泰国南部）。同时，带有西班牙和后来美帝国主义殖民烙印的菲律宾常常被看做一个与其他地方完全不相关联的地理区域。”（马丁W. 刘易士、卡伦E. 魏根，《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
因此，“倘若体制性的‘东南亚’概念不存在，越南很可能就因为它与中国上千年的联系而被列入东亚研究之中，而东南亚西部的其他地区大多很可能与南亚有联系，因为其本土的文化基础（通过梵语和巴利语）深受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影响。菲律宾则很可能隶属于拉美研究。因为华人移民社区在几乎每一个东南亚国家的巨大重要性，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的很多学生都被鼓励辅修中国研究”。事实上，正是安德森这一代学人，使得“东南亚”首次获得了学术上的合法性。“战前，关于东南亚不同地区的最优秀的研究，差不多全是出自有学识的殖民地官员，而不是宗主国大学的教授。这些官员生活在某个殖民地长达数年，经常对当地的当代或者古代语言有所了解……他们往往把自身的学术工作视为一种业余爱好，主要对考古、音乐、古代文学和历史感兴趣。总体而言，这些是他们可以自由发言的领域。从事政治和经济研究并没有这样流行，因为作者们往往必须听从殖民政权。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通常只研究一个殖民地——他们被分派去的那一个——对其他殖民地几乎没有兴趣或者了解”。然而，“这种模式在战后美国几乎彻底颠倒了过来。从那以后，关于这个地区的学术差不多全是由教授和研究生完成的，他们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官员的经历”。
二战结束后的印尼
然而，安德森对此也并不满意。他非常鄙夷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政治学变得非常重要，紧随其后的是经济学，然后是人类学（华盛顿对部落和少数民族叛乱非常感兴趣）和近代史。对文学和艺术的真正兴趣则难得一见”。他很反感这种“综合意见”后以服务于政治决策的学术目的。基于其浸淫多年的旧欧洲人文主义传统，他强调学者必须有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但区域研究的“跨学科的”（cross-disciplinary）与“多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一个专业的教学人员包括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允许研究生们打破这些学科界限选择三个成员组成其论文评审委员会”，而后者“往往是指某一特定学科背景的学者把其他概念和学科纳入他/她的分析”。事实上，《想象的共同体》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跨学科”写作。它结合历史分析（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人类学视角（印尼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和政治学理论（民族主义的情感动员机制），巧妙地揭示出民族认同的建构过程，灵感来源包括了文学（如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哲学（本雅明的历史观）和语言学（印尼语的统一与传播）等等。
安德森也鼓励学生抛弃功利化的阅读习惯，在一张开给他们的阅读指南中，出现了“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马克・布洛赫、丸山真男、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鲁思・本尼迪克特、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等等，很难用一门学科概括以上庞杂的作者群。
四、学术与政治
1965年10月1日清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九三○政变”。六位印尼军队高级将领突然被杀害，“尸首被投进了深井”。苏加诺总统（Sukarno，1901-1970）宣称“挫败了一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指使、旨在推翻其统治”的阴谋。但随后，其部下苏哈托将军（Suharto，1921-2008）接管陆军的指挥权，逮捕且杀害约50万人的印尼共产党、左翼与华人，开启了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九三○政变”彻底地改变了安德森的命运。就在几个月前，安德森还在雅加达骑着摩托车做田野调查，为博士论文搜集资料。他喜欢印尼革命（1945-1949）后的平等主义氛围，将之称之为“美好时代”：
苏加诺与苏哈托
这种平等主义的一个标志可以在离我所居住的地方不远的一条街道看到。天黑之后，人行道会突然挤满下棋的人。这些人（总是男性）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商人与职员对弈，高管与脚踏三轮车司机对垒，等等。我过去常常加入他们的队伍，与其说是因为棋本身，不如说是因为下棋的时候，有机会相当随便地访谈我正在“挑战”的人。
我的青少年岁月主要是在英国受阶级支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度过的。你只需听人的口音，马上就可以辨识出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势利行为无处不在；贵族、上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文化截然不同。爱尔兰没有这么糟糕，但那里的阶级结构依然对文化和日常生活影响巨大。因此，印度尼西亚对我而言是一个天堂式的社会。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可以高兴地与差不多任何人交谈——内阁部长、公共汽车驾驶员、军官、佣人、商人、女服务员、中小学老师、异装癖妓女、小流氓，以及政客。我很快便发现，最坦率、最有趣的被访谈者是普通人，而不是正渐渐出现的精英群体。
正如梁展指出的一样，事实上，初到印尼的安德森从“模糊”的左派立场出发由衷地赞赏苏加诺将军的民粹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便在1964年2月印尼面临严重的大饥荒之际，苏加诺也敢于对美国许诺的经济援助不屑一顾，公开对时任美国大使的霍华德・琼斯说出，“去你的援助！”尽管预感到一场席卷印尼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即将爆发，但对传统爪哇的“甘美兰音乐、民间戏剧、哇扬皮影偶戏、宫廷舞蹈、土匪传说和魔术等等”文化形式的迷恋依旧让安德森对这个新兴民族国家内部强劲的文化动力做出了非常乐观的判断：“它有权成为它自己！”梁展把这种情感和心理现象称为“跨民族的民族主义政治情感认同”，它让安德森不再把印度尼西亚视为一个他者，相反，它俨然变成了这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后裔口中念念不忘的“我们的国家”（《帝国的想象: 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安德森写道：
我的情感和政治教义进入了我的工作当中……我发现自己变成了某种类型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爪哇）民族主义者。一些富有攻击性的美国官员明显鄙视印度尼西亚人，不愿意留给苏加诺足够的时间，并且反对印尼共产党的政策，每当遇到他们这样做我都会感到愤怒，以至于当苏加诺愤怒地喊出“去你的援助”的反美话语时，我好像感到了一丝兴奋。
印尼革命领袖之一苏托莫在演说
但是，面对政变后的乱局，安德森开始用更为现实主义的观点考察印尼的民族主义。他与另外两位同事在短时间完成了《1965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政变初探》（即“康奈尔报告”）的调查，其结果显示：“本次政变是出身于爪哇中部的蒂博尼哥罗营的一小群军官对高居军队上层的六位将军的腐化生活方式不满所引发的‘军队内部事件’，他们试图借削弱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产党权威的方式夺取国家领导权。在这一权力斗争背后隐藏的是印尼社会自1950年独立以来左与右、伊斯兰教与共产主义、地主与无产者、伊斯兰内部诸教派以及市民与农民之间长期积累的‘敌意和仇恨’。与官方公开宣称印尼共产党是政变幕后主使的结论不同，艾迪领导的印尼共产党既没有动机，也没有主动参与筹划和实际卷入到政变之中。”
最初，为了保护安德森的印尼籍学生与朋友，该报告仅在安德森最亲密的20人的范围内流传，且刻意标注了“保密，不得外传”的字样。但这篇质疑苏哈托将军政变神话的报告最终出现在了《华盛顿邮报》的版面上。苏哈托将军对安德森开启了长达27年的禁止入境处罚。
在某种意义上，“康奈尔报告”既是印尼现代史，也是安德森个人的分水岭。就前者而言，它体现了学术自由与政治高压的冲突，揭示了冷战背景下后殖民国家的复杂权力机制。就后者而言，该报告的核心观点，即质疑官方叙事、强调国际干预与内部权力斗争可谓是揭示权力集团操纵“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前奏。
（《大陆的神话》与《帝国的想象》）
时过境迁后，安德森略带调侃地说，“我亏欠暴君苏哈托将军一种奇怪的恩情，他1972年把我逐出了印度尼西亚，拒绝我入境，直到他1998 年倒台。因为这个原因，我被迫多元化，1974 年到1986 年间主要研究泰国，1988 年至今研究菲律宾。我非常感激他迫使我超越‘一个国家’的视野。倘若我没有被驱逐，我是不可能撰写出《想象的共同体》的”。确实，苏哈托将军的禁令迫使安德森转向泰国、菲律宾等国的研究，间接促成了他后来在比较政治学和民族主义理论领域的突破。例如，泰国的田野调查和语言学习（如泰语）与他提出的“印刷资本主义”概念颇有关系。
或许是由于这样的缘分，他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A Memoir（《回忆录：越境的人生》）。中文译本名称《椰壳碗外的人生》采用了该书中提到的一个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广为流传的比喻：假如一只青蛙被扣在椰壳碗下面，“静静地坐在椰壳下，青蛙很快就开始觉得椰壳碗圈起了整个宇宙”，“对于这个印象的道德判断是青蛙无缘无故地心胸狭隘、迂腐守旧、深居简出和自我满足。就我而言，我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久居到安定下来，有别于众所周知的青蛙”。
无疑，安德森是一只非常幸运的“青蛙”。但他并未将此归结于自身的努力。他似乎不太愿意将体现理性、客观、中立的学术术语，比如“社会力量”“体制结构”“意识形态”“传统”“人口趋势”等应用于自己的回忆录，反而指出，“我们无法解释好运气如何干预我们的学术研究或者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前文介绍我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生的时候，我如此强调我总体上好运连连：我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语言、我的教育、我移居美国，以及我在东南亚的经历”。但他同时指出，好运气也不会自然而然地走到我们身边，“敲开我们的大门”。“运气经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机会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当这样的机会一闪而过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他用另外一个东南亚的比喻结束了回忆录：
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 angina”，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这里的冒险不是充斥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常常喜欢读的书籍中的那种。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
没错，就像是诗人惠特曼说的那样，“做一个世界的水手，奔赴所有的码头”。
（本文为东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地培育项目“近代日本研究”阶段性成果，由澎湃新闻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