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经济增长）正在恢复，但结构性挑战和地缘政治风险仍然存在，给增长前景带来压力。（欧盟）加强竞争力和安全，对提升潜在增长、应对全球不确定性非常重要。”
在今年11月的秋季经济预测中，欧盟委员会总结了一整年经济的趋势和挑战。
2024年，欧盟对内在外经历了一系列转变：从延宕的俄乌冲突、瞬息万变的中东局势，到6月欧洲议会选举，建制派因应对经济问题不力，让极右翼势力崛起。由此引发的，就是欧盟“发动机”德国、法国的预算案问题外溢，引发本国政治动荡。
内外因素裹挟的最直接反应，体现在欧洲经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数据部主任的包宏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欧洲的经济体量，与其目前的经济表现并不匹配，需要一场结构性改革才能解决顽疾。
包宏
根据欧盟预测，德国、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在2025至2026年间呈增长趋势。但随着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回归、推崇保护主义，包宏认为，在此背景下欧洲经济发展空间存疑。欧洲如何定位自身经济、实现战略自主非常重要。由于美欧之间面临潜在的贸易战，中欧经济存在一定合作空间。
地缘政治冲击欧洲经济
澎湃新闻：先请您评价一下今年全球经济趋势，是否存在各国共有的问题或机遇？
包宏：总体上看，2024年全球经济趋势强于预期。经合组织在2023年底做了一个对今年整体的展望分析，当时预测，今年全球整体的平均GDP增长大概在2.7%。这是比较悲观的态度，因为相较2023年3%的预测有所下滑。经合组织（2023年底）这么分析，是因为在俄乌冲突的基础上，巴以又爆发了冲突，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摩擦扩大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这会对货物贸易产生较大的潜在影响。同时，美联储、欧央行等主要央行的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一方面是为了抑制通胀，另一方面会抑制经济活动，还可能会产生一些金融风险。比如，当时美国国债的水平已经比较高，还在快速上升。
经过这一年的发展，经合组织（今年12月）的最新预测显示，全球的平均GDP增速今年大概在3.2%，比2023年底的预测高出0.5%。一个重要原因是，贸易增长比预期要好。今年服务贸易增长的增速相较2023年增长了7%左右，整体服务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相对来说，货物贸易的增速没有这么高，约2%，但好于2023年的负增长。
这仅仅是基于过去一年和预期之间的对比，如果放到一个更长的维度或者视角下看，从2000年到2019年，也就是疫情前的20年，全球的平均GDP增速大概在3.8%，今年3.2%的水平相对较低。不论是地缘政治，还是利率处于较高位置，都是（之前）一直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所有影响经济的问题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全球经济受到地缘政治变化的冲击越来越大。这可以理解为，每个国家几乎都不能避免这些问题，这是未来几年，不仅是明年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从趋势来看，（这种冲击）还会进一步扩大。
具体到地缘政治变化如何影响经济，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地缘政治变化是整体的、国家间的关系，阵营间的变化，会映射到经济上。去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做了研究，地缘政治相近的国家贸易额在增长，地缘政治较远的国家贸易减少，整体上对全球贸易是负的影响。
二是保护主义越来越强，即“我要做好我的事情”，这是特朗普两次上台非常具有代表性、风向标的事件。尤其是本次当选后，他提出的一系列举措，会改变原有产业分工，希望资金、优质产业到（美国），这是一种排他性的举措。
三是资源投入的方向，可能更多会向军事、安全等领域倾斜，会改变原有的一心谋发展、谋经济增长空间的轨迹，也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机遇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新业态的产生，最典型的是前沿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快。人工智能，不管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或者大模型，经过这一两年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去讨论和探索它怎么改变千行百业，提高每一个行业的效率。这都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提高效率。同时，还有低空经济、绿色转型中的储能、新材料，从产业层面看这都是新的增长空间。
另外，之前发达经济体的利率都在高位，这对经济是比较大的抑制。现在通胀快速回落，今年通胀水平基本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对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对居民来说，通胀快速下落，实际收入就是工资增长，相较之下已远高出通胀水平，理论上能刺激消费，整体上这是比较正面的。
当地时间2024年4月16日，英国伦敦，工人们向酒吧送饮料。由于就业岗位减少，英国失业率意外升至六个月来最高。视觉中国 资料图
澎湃新闻：全球经济的问题和机遇，如何影响了欧洲这一年的经济发展趋势？欧洲同时受到了特朗普回归、人工智能发展等影响，您怎么看？
包宏：在面对这些问题和机遇时，欧洲是一个典型案例。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地缘政治的冲击，这实在地反映在欧洲经济表现上。如果仔细对比发现，在欧债危机后，以欧洲和美国做对比，不管是欧元区还是欧盟，整体经济增速有增长趋势，和美国同步，即使美国增长略快，也没有拉开太大差距。直到受疫情影响后再恢复，一直到俄乌冲突发生，美欧的经济增长/下跌的幅度和趋势都是一样的。
但在北溪管道事件，也就是（欧洲）能源危机以后，欧洲和美国经济增长完全拉开了差距，一个拐头向下，一个受到国内经济刺激政策影响，也就是拜登政府的一些产业政策、直接的（美国）政府支出刺激。
这造成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趋势，说明地缘政治对两大发达经济体，或两个区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两者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其中，德国受到的影响尤其剧烈，到今年年底，德国经济仍会萎缩。去年底，对德国经济的预测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至少今年会是正增长，但目前来看会是历史上罕见的连续两年衰退，核心就是地缘政治影响。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27日，德国杜伊斯堡，德国工业巨头蒂森克虏伯宣布将裁员1.1万人。视觉中国 资料图
机遇方面，不论是新产业、技术还是整体通胀回落，欧盟或者欧洲，都没有受益于整体趋势。比如在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里，欧盟相关行业或企业发展，都没有中美快，因为新的前沿技术应用落地不是欧洲强项。
另一个是通胀快速回落。欧洲虽然货币政策转向，居民实际收入转正，但比较不同寻常的信号是，消费并没有跟上、投资率比较低，这都是问题。哪怕是机遇，全球整体的一些变化让欧洲经济低于预期。
全球经济比之前预测得好，但欧洲相反。去年，一些比较主流的口径预测，整个欧盟或者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大概在1%。到目前为止的最新预测估计，欧盟的增长大概在0.9%，欧元区在0.8%左右，实际上欧洲的经济表现比较挣扎。
澎湃新闻：11月欧盟秋季经济预测提到，欧盟经济增长同时，还在面临结构性挑战，其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有所增加。除了俄乌、巴以等外部冲突，欧洲内部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经济？
包宏：有两方面比较重要的内部因素。第一是欧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尽管通胀回落、货币政策转向，但消费和投资还没有效恢复，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近几个季度，也就是通胀回落的季度，不管是欧盟还是欧元区，疫情前实际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基本同步。近期，欧洲居民实际收入一季度环比（增长）1%左右，但消费仅有0.4%，差距比较大。消费不仅没有跟上，居民储蓄率还在增加、投资率下降。不管是信心，还是居民实际消费或投资意愿都在下降。
第二是政治问题对现在欧洲经济政策的影响也在放大，尤其是不同政治势力和党派对经济政策的分歧和影响正在加大。最近法国和德国都因预算案，领导层结构受到较大冲击，目前看没有好转趋势。德国明年要提前大选，不知道新政府会是什么样的党派结构、支持率如何，这都是很大的不确定性。
当地时间2024年7月3日，法国安省布雷斯地区布尔格，一名员工在E-Tech T纯电动卡车的装配线上工作。E-Tech T纯电动卡车是雷诺全新的100%电动卡车。视觉中国 资料图
欧洲难有合力应对经济挑战
澎湃新闻：今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后，主流政党受到冲击，主要是民众认为建制派应对经济不力，极右翼支持度上升，主流政党还要应付这股势力。
这种情况下，欧洲经济是呈碎片化，还是德、法等传统大国能够形成一股合力，应对经济问题？
包宏：目前看，（形成合力）比较难。不管是欧盟委员会层面的选举，还是各国内部新的政治势力崛起，打碎了之前组成的政治联盟。从各国的情况来看，还面临不同约束。
欧洲尤其是欧盟，前几大经济体面临的经济束缚是不一样的。西班牙在传统欧盟强国里，属于受欧债危机影响较大的国家。疫情后，因为经济结构，西班牙的经济增长是高于其他（欧盟）主要国家的。刚才提到的德国，经济很可能连续两年萎缩。各国在面对经济问题时，面对的约束不同，政策由此不同，目前来看很难统一。
澎湃新闻：您提到德国面临较大的经济困境，俄乌冲突后的能源危机是否加剧了这种情况？
包宏：这次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对欧洲经济影响深刻。拆解影响的链条，首先最直接的是天然气成本上升。经过疫情，尤其是俄乌冲突、天然气断供后，其价格在2022年8月达到最高，每个国际计量单位的价格大概到了70美元（约合人民币511元）左右，同期美国天然气不到9美元（约合人民币66元）。（欧洲天然气价格的）增幅，对欧洲依赖天然气的制造业冲击非常大。今年11月欧洲天然气的价格在13美元左右，美国已回到2美元上下。
这个过程中，不管是价格的绝对值还是波动，都会对企业运营产生巨大冲击，很多制造业企业不得不停工、倒闭甚至外迁。同时这加大了欧洲的通胀，新一轮欧美的通胀一部分原因是货币政策，实施了较大力度的货币宽松，另一部分就是供应链紊乱造成的。
短期通胀会进一步影响投资、收入和消费，更会影响信心。这个经济层面的传导路径，实际上外溢到了政治层面，实现共振。
以德国各个党派支持率变化为例，上一届德国大选，德国选择党是第五大党。本届政府红绿灯联盟中的政党，当时的支持率排在第二到第四，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绿党。俄乌冲突后，绿党支持率还提高了，但在能源危机时，2022年下半年绿党支持率快速下滑，现在基本淡出主流政党。
反过来，德国选择党支持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反对绿色能源、支持传统能源，支持率快速上升，基本在2023年上半年就成为了德国第二大党。这些政党变化会影响经济政策，这个螺旋加剧对欧洲的影响非常深刻。
澎湃新闻：近期对德法出现经济困境的讨论会提及其存在“长期性结构问题”，例如德国有官僚主义、依赖俄罗斯廉价能源等结构问题。俄乌冲突后不用俄天然气、北溪管道爆炸，对德国天然气供应造成很大影响。
您认为该怎么理解“结构性问题”的表述，俄乌等外部因素会否进一步凸显这些问题？
包宏：首先看近期数据，欧洲、德国经济不乐观，重要原因是非常依赖制造业，制造业又依赖于能源危机前的能源供应。这个供应链发生变化后，对其竞争力冲击很大。
从制造业景气度水平来看，今年11月德国、法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编注：即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PMI，是国际上通行的总体经济监测指标体系之一，对国家经济活动的监测和预测具有重要作用）大概在43，整个欧元区在45。一般情况下，50是衡量制造业收缩或扩张的分界线。
欧元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之前，欧元区尤其是德国的这一数据远高于50，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这一数据跌到45以下，是制造业非常低迷的表现。其产能利用率同时也在下降。今年11月，德国的产能利用率已经跌至78%以下。这说明即便经过这么长时间，德国去工业化还在持续。
然后是对经济主体的信心。欧洲各类统计机构、调查机构对投资信心、消费信心进行调查，最后结果都是负数，还没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这非常奇怪，因为通胀快速下滑后，按理说会有提振，但这没有发生，可能是能源危机的后遗症。
疫情前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从宏观指标的表现上看，就是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这是经济缺乏活力的表现，因为没有新的增量产业能顶上来。
不管在移动互联网还是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领域，欧洲跟中美相比，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相对不足。
欧洲整体问题是，规则和规制比较多。这会影响到，首先欧洲没有一体化的资本市场，原本这对支持创新很重要。欧洲目前没有很活跃的创投机构、创业投资基金。企业层面想让技术快速落地、变大比较难，（欧洲）整体创新创业环境不佳，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况。通俗来说，就是吃老本。
有两个最新的例子也能反映这种情况。今年9月，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宣布推迟在德国和波兰建芯片工厂，美国本土计划不受影响。这个项目德国政府非常重视，后期直接给英特尔的补贴已经到了100亿欧元，基本是二战后最大补贴和承诺投资的水平。这个补贴额跟美国给英特尔的补贴比较接近，但没能吸引到公司。一方面，英特尔重视美国本土利益，另一方面不能排除公司从商业层面的投资性价比，考虑了欧洲整体营商环境、制造环境、应用场景等。
另一个例子，是欧洲最大的电池生产商瑞典北伏公司，9月宣布推迟在欧洲建设三家超级工厂，瑞典本部要裁员，差不多接近整体雇员的五分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北伏想打造自己的电池供应链，想扩产的时候出现了技术或成本失控的问题。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无论是本土培育，还是想直接引进有竞争力的产业，对欧洲来说都很难。如果基本问题没有改善，长期来看，欧洲在战略新兴产业、科技产业上的竞争力很难快速恢复。
澎湃新闻：您提到的两个例子，欧洲是否有能力去解决规制多的问题？还是需要比较长的过程才能消除这个问题带来的影响？
包宏：最近意大利前总理，也是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发声比较多，他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准确。他觉得，欧洲需要一场系统性改革，不是遇到某个问题后才去解决。这可能需要整个欧盟所有27个国家在一起，制定统一、有力度的改革，才能系统性解决。
欧洲应实现多极化战略
澎湃新闻：欧盟最新预测，2025年法、德GDP增长分别是0.8%、0.7%，2026年这一数字分别是1.4%、1.3%，呈增长趋势。欧洲经济未来发展的空间有多大？特朗普回归后，美欧之间被认为有一场潜在的贸易战，欧洲经济发展的空间，取决于自身还是美国等外部因素？
包宏：按理来说，从欧洲是第二大储备货币发行方，其经济体量，人才和中产的规模等条件来看，欧洲经济增长潜力非常大。但目前从其他方面，包括过往表现，这段时间受到地缘政治冲击、特朗普当选后欧洲和他接触的情况来看，未来欧洲经济发展空间可能会被美国政策影响。
总体上看，特朗普这次当选，一个非常重要的执政原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在很多方面都表明他会采取排他性的政策，“以我为主”。比较重要的是，美国是欧洲最大的出口国，基本占了其出口的五分之一，同时美国又是欧洲最大的顺差国。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相当于在赚美国的钱。未来关税会不可避免地落在欧洲身上，无非是税率的问题。
另一个层面，拜登时期，美国推出了《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产业政策，抢走了很多欧洲的资金企业和人才。欧洲也防御性地出台了一些类似法案，不管是《净零工业法案》、《欧盟芯片法案》，都是对标美国的产业政策。
实际上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这些数据来看，在两边都设厂的企业，（欧洲）没法跟美国竞争。
特朗普上台，很难说他不会再强化这些法案，或强化产业政策的竞争。
现在，特朗普要求北约国家交更多军费，其实就是买美国武器，多数欧洲国家又属于北约，这会对欧洲经济政策造成很大扰动。本来这些国家想为了解决本国经济问题多花点预算，现在被迫被美国经济政策所左右，自身的经济政策着力点和效果都会发生偏差。
澎湃新闻：在这种情况下，欧洲该如何看待自身经济，其在中美之间如何定位？
包宏：不光是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在目前地缘政治变化剧烈的前提下，欧洲格外重要。先要重新构建统一的、如何应对整个地缘政治变化的发展战略。对欧盟或者欧洲来说，最重要的是发挥优势，如何鼓励创新，实现真正自主。
除了是第二大储备货币发行国、有大规模中产，欧洲还有很强的文化底蕴和科研实力。从现在地缘政治冲击来看，欧洲的承受能力和地位不匹配。（世界上）一些小国，尤其是外向经济体，很容易受到这种冲击的影响。但欧洲跟这些小国一样脆弱，说明其战略和政策需要调整。德拉吉现在清晰看到了欧洲的问题，指向了改革。
欧洲可以在中美竞争之间起到缓冲作用。对内，欧盟需要协调好各成员国政策，增强内部凝聚力。另一方面，欧盟要真正发挥优势，包括建立一体化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然后推出更灵活的创新政策，而不是更多限制经济活力。这样才能发挥其体量的经济主导效应。
对外，欧洲可以推动相关的多边机构和机制的改革，比如WTO。欧洲在规则层面有引领性，完全可以以中立姿态引导全球规则制定，避免美国单边主义影响。
中欧双方在很多方面可以合作共赢，中国是欧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又是一个较大的市场，正在扩大内需，可以承接很多欧洲的产业。
中欧在战略新兴产业、前沿基础产业上有很强互补性。欧洲在高端芯片、航空航天等领域有产业和科研基础，中国制造能力强。欧洲还可以与南方国家，包括拉美、非洲等加强联系，帮助这些国家进行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提升，开拓更多元化的经济合作伙伴。这种多极化战略能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提高自主性表现。
澎湃新闻：中欧未来在哪些领域有合作空间？
包宏：新能源领域合作空间非常大。另一个是高端芯片制造业的合作，欧洲不论是光刻机还是上游技术研发，实力非常强。我们现在受到了美国所谓的制裁，小院高墙那种技术管制，反而能让我们把眼界放得开阔一些。欧洲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巨大的应用市场，一起合作维护这种多边全球化的体系。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很少有人提到，特朗普当选后的加密货币新政，主要落脚于私人部门，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美元信用扩展到了加密货币领域。
不管是美国的创新能力，还是美元在全球的霸权地位都有很强影响。但近几年加密货币在南方国家会冲击当地的法定货币，会形成比较强的货币替代风险。有声音认为加密货币去中心化，其实权力集中在新的私人公司里，而不是交易所或稳定货币发行机构，权力没有集中在政府，有比较大风险。
现在欧洲比较坚定发行数字欧元，我们也在积极试点、争取让数字人民币快速投入使用，若中欧能在这方面联手，形成一股力量，将私营部门融入全球货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