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历史记忆研究者，近年来，我的研究聚焦于代际继承下的二战记忆，在学术上拓展了“后记忆”（Post-Memory）和“负遗产”（Dark Legacy）研究维度。前者揭示了个体如何在家庭纽带、社会脉络及文化传承中，构建对过往事件的记忆与认知框架；后者则囊括了战争创伤、社会不公、道德沉沦、环境玷污以及承载沉痛历史记忆的建筑物与事件，这些如同一道道伤痕，镌刻着过往的黑暗与残酷。步入2024年，我在繁忙的教学与日常工作之余，步履不停于二战及战后的“负遗产”现场，在德国、日本、韩国的土地上辗转沉思——历史书上的柏林、慕尼黑、达豪、纽伦堡、和歌山、姬路、舞鹤、长冈、釜山、光州、坡州、首尔鲜活了起来，并在克服历史与清算、战争“负遗产”叙事的林中路上产生分歧与争鸣。
遗产的精髓，首要在于建筑本身的依托。横向比较曾步入的日本参议院、韩国青瓦台与德国奥格斯堡市政厅等历史建筑，在这些融合“西方议会风范”的建筑主体与装置艺术中，政治议题悄然萌芽并蜕变，历史的概念或许就在正厅的一次演讲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如同时间的见证者，唤醒国民深植的文化记忆。
相较于亚洲国家快速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德国则以一种温和的步伐守护着前现代文明的痕迹。奥格斯堡的富格尔社区（Fuggerei），这座始建于1521年的古老住区，不仅是世界上最早为低收入群体建造的公共住宅，更是首个具有前瞻性的社会实验。历经二战的洗礼，曾是居民生命避难所的防空洞，如今则成了德国人深刻反思历史、勇敢跨越过往的重要场所。今日，富格尔社区通过丰富的文献、图像和视频装置，生动展现了昔日战火的创伤与今日修复后的风貌，将历史遗产的守护与城市的重生直观呈现。建筑，成为调和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矛盾的智慧结晶，也是乌托邦式政治理想的现实映射。
德国奥格斯堡富格尔社区的地下防空洞
长久以来，我沉浸于探究日本战后文化的深渊，目光聚焦于其国民性及其折射出的历史表象文化。两次世界大战的风雨洗礼，各国均留下了对战争的深刻烙印。首次踏上德国的土地，怀揣着对历史与教育延续性的深刻思考。与华东师范大学第五届历史教育海外研修同仁们在奥格斯堡学习时，德国大学教学楼墙上的涂鸦，如同历史的低语，传递着深邃的历史意识。城市工业设计中的“后冷战”风格俯拾皆是，更彰显了这个国家独特的气质——凛冽、严谨、专业、克己。步入德国的中学课堂，时间轴与历史图像的交织，设问与回答的碰撞，构成了德国人历史课的独特风貌。教科书上，风格迥异的漫画肆意挥洒，展现出解构宏大历史的独特魅力，虽无统一标准，却共同指向了历史意识的深刻挖掘。我尤为关注的是德国教科书中对亚洲的描绘，思索着欧洲人眼中“异域”“他者”的亚洲形象。然而，书本传承中的亚洲形象却显得稀薄而模糊，仿佛是一个“沉默”与“失色”的亚洲，其古代与近代文明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历史教育的“隐形而深远”难以在短期内全然领悟，然而，我仍决定踏出脚步，去德国各地的二战“记忆场所”探寻那悲怆历史下德国人的深刻自省。
溯源悲剧的源头之一，我来到了纽伦堡，德意志民族对历史的尊重与崇敬之情在此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除了“战争审判”这一沉重标志，日耳曼国家博物馆同样引人入胜，它宛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勾勒出日耳曼民族历史文化构建的复杂轨迹。回溯至罗马帝国时代（公元98年前后），塔西佗在其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细腻描绘了日耳曼人——这群自远古以来便栖息于此的纯血统族群。他们勇敢、诚实、节制，珍视集体，谦逊而好客，热爱音乐，道德高尚；同时，也酗酒、贪婪，行为粗犷，有时残忍无情。“日耳曼”一词，在多种语言中象征着勇猛无畏的战士。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初衷无涉种族主义的简短小册，竟摇身一变，成为纳粹种族清洗的理论基础。1924年秋，希姆莱邂逅《日耳曼尼亚志》，它仿佛一枚石子，在他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希姆莱在日记中袒露心迹：“从此，我们将效仿日耳曼先祖，重振往日辉煌。”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
位于慕尼黑布莱恩纳街34号的纳粹文献中心，借助生动的图片、深刻的文字与直观的图表，为世人揭示了纳粹从萌芽到猖獗的全程——从一战的血腥伤亡到战末的反战浪潮；从希特勒精心策划的演讲照到御用摄影师的镜头筛选；从纳粹的极端民族主义到反犹主义的嚣张气焰，这段“暗黑篇章”令人触目惊心。汉娜阿伦特在战后指出，德国的二战反思不应忽视“平庸之恶”。二战不仅是希特勒纳粹帝国的暴行，更是全体德国人在意识形态机器下失去独立思考与责任感的产物。参与其中，意味着放弃个人的思想、无条件服从命令、放弃价值判断的权利，而非仅仅将自己视为庞大机器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齿轮。
1996年，英国旅游文化研究学者马尔科姆费尔列与约翰莱侬率先开辟了一个新视野——“黑色旅游（Dark Tourism）”，专注于那些承载着悲剧、死亡与人权抗争历史的纪念地的文化政策，旨在将其转化为旅游目的地。此类体验型的观光，使历史场景与“游客视线”交汇，通过缅怀与悼念那些历经哀伤的灵魂，激发悲悯、愤怒与恐惧等情感共鸣，使之成为一场穿越“人类悲伤记忆”的旅行。在德国转车三趟，终于抵至达豪集中营。这座营地是纳粹德国最早的集中营，始建于1933年，直至1945年被美军解放，其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达豪大屠杀”。在这段黑暗的历史中，超过二十万人被关押于此，其中四万一千五百人失去了生命。步入营区，眼前是一片广阔而寂寥的景象，一时不知道该去向哪里。四周尽是砂石，寸草不生，如一片无尽的劳动荒漠。铁丝网外的车辆不时驶过，仿佛在提醒着人们，八十多年前，这道网隔离的是自由与苦难。这里流传着两句著名的口号：“劳动赋予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以及“通往自由之路，以服从、勤奋、诚信等美德为里程碑”。战后，德国人民及其政府终于鼓起勇气，正视国家历史上的这一阴暗篇章，并深感忏悔。1965年，在巴伐利亚政府的资助下，达豪纪念馆建成并向公众开放，向世界传递着最坚定的声音：“Never Again”——“悲剧绝不再现！”“达豪的名字将永远不会从德国历史中抹去，他代表纳粹在其领土上建立的所有集中营。”
德国达豪集中营
在反思犹太大屠杀记忆历程中，作为奥斯维辛的重要记录者与见证者、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深刻洞察到，再现大屠杀这一集体文化创伤背后隐含着复杂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问题。莱维用“没有面孔的男人”来比喻集中营中犹太人的生存状态。在那片绝望之地，被囚者自我异化，信仰被放逐。莱维为犹太人开出的解药是拒绝被集中营强加的记忆枷锁所束缚。他坚信，记忆应成为一声呼喊，唤醒全人类的良知，因为犹太人遭遇的危机，实则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达豪”与“奥斯维辛”，尽管物理形态已消逝，但在每一位幸存者心中，它们的印记却愈发深刻，成为个体创伤与犹太民族乃至全人类伤痛的共同象征。后世的继承者们，通过多元化的文艺创作与历史传播，不断重现这场震撼犹太民族的人类悲剧。他们不仅从整体角度进行再现，更从个体视角切入，试图与所背负的“后记忆”达成和解。
在二战“西方中心论”的媒介叙述中，战败国德国在战后饱经分裂与统一的磨砺，面对西方战胜国的严厉追责，德国深刻反省，着手构建起一套完备的反战与反纳粹政治、军事及司法框架，勇于承担并严厉追究二战的罪责，展开了一场深刻的“去纳粹化”革新。德国以“忏悔政治”为桥梁，力求在民族与国家间搭建理解与宽恕的纽带，并致力于战争赔偿，力图逐步抹去“战败国”的屈辱标签，其“和解主义”下的战败反思无疑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自德意志零年——1945年起，德国人始终聚焦于那些曾经的“精致的严苛”“优雅的魔鬼”如何蜕变、认罪的过程。他们时刻警醒，即便在战后，纳粹的阴影依然徘徊，恐怖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便是其遗毒。
在慕尼黑宏阔的市政广场，希特勒曾在此发动了著名的“啤酒馆暴动”，纳粹掌权后，将此地作为象征之地。在此配上警卫要求，经行的人们不管是走路、骑车还是开车都必须行元首礼，而一些不想行礼的人们，就躲到了广场旁高楼后的一条小路上。今天，人们将这条路曲曲折折地标识出来是为“开溜小道”，铭记那段没有不举手权利的岁月，也铭记那些冒着危险、用尽智慧去寻求不服从与抵抗的人们。
慕尼黑“开溜小道”
2000年，德国政府携手企业界，共同创立了“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其核心使命是为曾被迫为纳粹服务的劳工提供经济赔偿。截至2007年，该基金会已向来自近98个国家和地区、总数达到166.5万的二战期间纳粹强制劳工支付了接近59亿美元的赔偿金。在这些受害者中，非犹太裔的波兰与乌克兰劳工构成了最大的受偿群体，他们曾在纳粹德国的工厂、矿山、企业和农田中被迫进行无偿的苦役劳动。此外，基金会的剩余资金将用于建设相关历史资料中心，并资助多个医疗与人道主义项目。尽管这些赔偿被视为“象征性”的，无法完全弥补劳工们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但它们却代表着在受害者被遗忘了几十年后，德国社会终于对他们的苦难进行了公开的承认与纪念。自2003年起，德国财政部定期发布名为《纳粹暴行的赔偿与规定》（Entschdigung von NS-Unrecht， Regelungen zur Wiedergutmachung）的二战赔偿报告，以此向国际社会彰显德国七十多年来在赔偿纳粹受害者方面的诚意与巨额投入。据德国财政部于2021年6月发布的最新赔偿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德国政府已向二战纳粹受害者支付了高达790亿欧元的赔偿金。
在柏林考察德国历史博物馆时，一个反向思维的特展——《未选择的道路 或许：历史也可以有不同的走向》引起了我的关注。该展览采取逆向思维，旨在通过对德国历史关键时刻的深入挖掘，回顾19至20世纪的重要事件，揭示历史发展的多元与开放性。展览中，一系列德国历史的重大转折跃然眼前，映射出历史进程中潜藏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转折或是偶然所致，或是个人抉择的结果。展览以逆序时间轴展开，通过非正统的历史视角，重新审视过往事件，以此领悟历史的深层意义，并洞见人类行为的繁复多样。历史上那些未曾涉足的道路、理性边缘的徘徊、人性束缚下的狂野，才是更值得铭记与传承的。
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于其著作《战败文化：探索民族伤痕、哀悼历程与复兴之路》中深刻剖析了“战败文化”的内涵。这种文化，作为战败国在历史心理与文化层面的沉重遗产，通过血脉、家族教育、民间传说、文化产出及网络影像等多种途径代代相传。它在集体潜意识的深处，悄然孕育着由“历史耻辱感”触发的“现实苦闷”，以及亟待正视的、旨在挣脱屈辱枷锁的“未来复仇冲动”。相较于德国的纯粹，更为重视“历史遗产化”的日韩，在“产业遗产化”过程中舍本逐末、游辞巧饰，褪除改写“否定的一面”，美化伪饰“积极的一面”，继而削弱“黑色旅游”的深刻意义。例如在对日本长崎“军舰岛”的官方叙事中，将其对“日本近代化发展做出的贡献”前景化，在一战前夕强征中国和朝鲜半岛劳工的“负遗产”记忆则成为“影子”部分，被弱化，赋予从属位置。过去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谁遭受了怎样的苦役和迫害，有什么样的对立和抵抗都被遗忘了，普遍采用“曲解”策略进行历史自我辩解”(Self-justification)，对二战战败及其罪行表现出沉默、边缘化与模糊处理的倾向，这一现象在媒介塑造的“后真相时代”尤为显著，“黑色旅游”沦为了单纯大肆宣扬昔日繁华场景的伪饰品。
日本长崎“军舰岛”关于明治产业革命遗产的“历史解释”
二战的“记忆之场”被不同媒介在情感引导中有意歪曲历史，篡改因由或选择性遗忘，成为历史记忆的“反记忆”。影像的“历史内循环”也深刻影响当下年轻一代的战争认知。就历史受众而言，围绕战争记忆的探讨，对简单的“正义必胜”叙事模式已然厌乏，转而更加关注战争对人性和社会伦理的深刻反思。主流记忆也不再仅局限于国家话语下的集体记忆，个体记忆日益成为时代的强音，以“后记忆”的形式再传承，以此来抚平国民的历史创伤。部分“负遗产”因深深植根于民间风俗与信仰仪式之中，洋溢着感性的力量，对民众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当前，亟需警惕的是这种利用大众情感进行操控的“感性支配”，它通过视觉、听觉以及审美体验，将人们深深迷住并动员起来，把过往的苦难包裹在一层温情之中，对战争罪行进行了一种模糊的美学化处理。通过记忆的改写、位移乃至抹去，以障眼法将历史的厚重抽空，或选择性地遗落于记忆的角落；把前现代的战争对抗转化为现代性的创伤叙事，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也随之从“英雄赞歌”转向“牺牲悲歌”，弥漫着哀婉而不自省的气息，悄然弱化了公众对战争的憎恶感；刻意模糊战争的背景与原因，强化人性化的情感叙述，却不对战争的原因和结果做出任何道义上的评判或颂扬，将情感引导至军人只是执行命令、无罪且无垢，因此无罪的立场，只留下一个空洞的外壳供人批判，而其中的每个人都仿佛“金蝉脱壳”，甚至将战争的罪恶架空、净化。情感，成为掩盖战争深刻反思的帷幕。
这样的情感化叙事构建了一种“软性意识形态”，它悄无声息地植入人心。无数个体在塑造集体或国家自我的过程中会将这种意识形态内化，共同铸就了集体记忆与国家记忆的意识形态共同体。当国家层面将加害与受害截然两分，受害便成了一种世袭的身份，进一步巩固了民族团结的纽带。然而，我们需以历史的眼光，审视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复杂纠葛的过去，打破受害者民族主义的恶性循环，这或许是通往历史和解的必由之路。下一篇想继续去完成在万湖会议原址上的思考：《历史是一代人的记忆，记忆是几代人的历史》。
万湖会议旧址二楼图书馆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时代的跨文化记忆与认同研究”、上海市高水平地方大学创新团队“文化转型与现代中国”阶段性成果、上海师范大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培育项目“新文科背景下‘影像史学’研究与实践新探”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