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带着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对不列颠的美好回忆返回中国。或许重返威海的兴奋让他变得柔和，他显然“发现英格兰比我预想的要令人愉快得多，或许因为中国近来变化太大”。他情绪高昂，因为4月初才需要到威海卫开始工作，所以在返回华北的途中他到访香港。在香港，作为塞西尔克莱门迪（Cecil Clementi）的老朋友，他住在宽敞的港督府。克莱门迪1925年即被任命为香港总督，庄士敦声称他是一位“出色的总督”。
庄士敦同克莱门迪一家愉快地度过了三周时间，努力适应新环境。在香港期间，他甚至“第一次乘坐飞机，我非常享受这次飞行，一点儿也不晕机！”随后他继续采用传统的交通方式——乘轮船和火车北上。即便那时，他也没有直接去威海卫，因为在就任新职前，他需要去见一个人：溥仪。庄士敦已经原谅了他，他们的重逢充满欢欣。当庄士敦抵达天津时，他讲到“溥仪急于见到我，在我还未能拜访他之前，坚持先乘车来看我！”
庄士敦发现前朝廷处境堪悲。没有日本的支持与资助，溥仪在资金上难以为继，他可能经常面临离开天津的威胁。军阀继续在全国混战，致使中国经济瘫痪，十几年来南北方一直互相争斗。庄士敦认为“如果南方势力扩展至北方，溥仪或许不得不离开中国；倘若如此，他可能会去日本。”这不是一个光明的前景。庄士敦将整个混乱局势向骆任廷做了概要论述：“在您收到这封信时，（张作霖）或许已成为亡命徒，或许会成为中国总统”。尽管一切都不确定，但庄士敦毫无遗憾地离开了天津以及他昔日的学生，回到令他愉快的威海卫。溥仪伤心地为他送别，庄士敦非常感动，在他离开天津时，溥仪送他礼物并登上怡和洋行的轮船为他送行，全体船员都为之激动”。
骆任廷1921年离开租借地时，原以为庄士敦会很快接替他成为一名行政长官。殖民部当时欣然同意庄士敦完成帝师任期后再承担行政管理之责。这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说明威海卫在未来几年里仍将处于英国统治之下。事实上，《凡尔赛条约》已经迫使英国考虑在1921年将威海卫交还给中国。那年年底，殖民部甚至决定，既然中国许诺尊重外国财产权，外国纳税人可加入地方政府机构，允许英国在刘公岛为自己的舰队保留一块夏季疗养地，那么应该立刻交还威海卫。
随后在1922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次交还事宜。中英两国达成协议，准备了一份交还文件等待签署。交还日期原定于1924年10月22日——正是冯玉祥进军北京推翻政府，威胁溥仪的那一天，所以归还威海卫事宜自然被延期。政治局势在接下来的1925年没有任何好转，但领事馆似乎很高兴继续掌管这块租借地，直至威海卫可以被交还给一个稳定的中国政府。
英国驻北京公使麦克利对此项安排非常高兴，以至于当殖民部决定让庄士敦返回威海卫时，麦克利耍了一个小小花招。他“利用自己对庄士敦先生的影响力”，在北京见到庄士敦时，随口说到，届时是否能在威海卫为他提供一个职位可能“有些疑问”。这是一个谎言，庄士敦在后来发现事实真相时自然大发雷霆，甚至连殖民部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件事上，麦克利太亏待庄士敦了”。当后来在伦敦得知自己将被任命为威海卫行政长官时，庄士敦写信给麦克利：“我认为您向我隐瞒有关……我的威海卫职位的那份电报，是不仁义、不公平的。”
庄士敦决定不去计较这件事，毕竟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职位。他不知道的是，麦克利在幕后继续强烈反对这件事。最终外交部插手，坚持让庄士敦返回威海卫。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没有勇气告诉当时主管威海卫的领事官拉塞尔布朗，他将被取代。他们把这个消息留给麦克利来传达，也不无道理。
这一低劣的小插曲说明政府部门高层之间的内斗可能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殖民部坚决捍卫他们的观点：对庄士敦来说，该职位“与他的才干以及他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深厚了解是最佳匹配”。此外，庄士敦“对如何治理威海卫有自己的想法”，他不想让一个英国公使坏了他的好事。
1927年3月31日，庄士敦回到阔别八年的威海卫。一个居民悲叹：“一切都被削减，唯恐交还之日不期而至。警察现在也不太热心，毕竟他们只会提前一个月得到通知，自然想从威海卫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以免它们留给中国。”英国学校已然关闭，许多英籍侨民已经离开租借地，甚至连政府官邸看起来也疏于照管，“它就像搁浅在岩石上的一艘船，空空如也，无任何趣事，无任何访客”。关于威海卫前途的不确定性已经持续多年，当地深受其害，甚至连庄士敦的心中也是一片茫然。他知道自己将入住官邸，但不知会住多久？“或许我还未抵达，交还即已发生！”
尽管威海卫破旧不堪，庄士敦还是发现有些事情一如当年。他向骆任廷汇报说：“我真得不认为你我这样为了让威海卫‘月亮小姐’规规矩矩而不断努力有什么作用。她还是像从前一样坏。”庄士敦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当地中国商会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在那次欢迎会上，“几位发言人明确表达他们并非迫切希望回归”。几天后，庄士敦也同他们一样希望归还晚一点来临：“拖延越久，我越高兴，因为重返故地令人愉快，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依旧友好如昔。”
庄士敦决定充分利用他在威海卫的时间。他独自居住在政府官邸，没有骆任廷一家的陪伴，他从来都不太习惯，但还是设法相对轻松地继承了前任行政长官的欢宴传统。仅仅六周后，他便抱怨：“我似乎已经花光了半数招待费（150英镑）”，政府官邸的客人感受到了他的热情好客。有人观察到“庄士敦先生继续在官邸里我行我素，我想他一定是春风得意，我不相信他的招待费能够支撑太久”。
1927年4月5日，当地华人在国王旅馆欢迎庄士敦返回威海卫
生活在威海卫还有一个好处。庄士敦重返中国内地之时，香港等地抗英情绪普遍高涨，大罢工日益盛行，所以当他发现“这里没有丝毫抗英情绪”时颇感轻松。当地居民一致认为，“中国人非常喜欢庄士敦——在最后时刻，还有一位行政长官对这里感兴趣且不会从中谋私利，这实在是一件幸事”。其他地区的混乱状态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山东省这个角落：“很高兴发现自己在中国还能身置一个没有中国人怒视和唾骂的地方!”不过，庄士敦非常清楚山东其他地区的骚乱随时都可能蔓延到威海卫。他承认：“在骚乱持续期间我会很担心，因为自界外传来的抗英宣传异常猛烈，我们这里仅有一支极小的英军部队可以抵御。如果租借地内没有这么多英国妇女和儿童，我会稍感轻松一些。”
在一场场宴请间隙，庄士敦出去转了转：“来威两周后，我骑马在租借地转了三天，在碑口庙的圣树下午餐，在荒凉的温泉汤旧宅里住了一晚。”但他没有多少时间来怀旧，还有工作要做——归还是在明天还是一年后不得而知。领事官在这里设法实现了预算平衡，但以牺牲基础设施为代价。庄士敦不久就发现“鉴于财政紧缩政策，该地正陷入衰败状态，如果就目前现状进行交还，恐怕大英统治在中国人眼里也不过如此。官衙破败失修；公路匮乏，现有道路需要大量整修；公共健康与卫生措施需要关注”。
1906年圣诞节，庄士敦在碑口庙
庄士敦很快意识到，如果他不尽快申请更多资金用于改善威海卫状况，就会失去他所拥有的有利条件。他清楚自己在殖民部一度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在该租借地该干什么和能干什么。他在回来后的第一个夏季就意识到威海卫可能具有某种战略重要性：“军方说他们想派来一个营，还要求我们为康复期的士兵准备营房。”这增加了他申请更多资金的筹码。实际上，自1898年以来，威海卫在英帝国眼中第一次变得如此重要：“鉴于中国现状，战争部近期发现本租借地有利用价值并且可能会继续利用。”同时，“外交部认为必须有一个可与之交涉的中国政府，才能交还它（威海卫）”。只有殖民部希望现在立刻交还，但即便殖民部也认为这可能需要5年时间，因此他们同意庄士敦借此机会为该租借地尽最大的努力。
虽然花费了数月时间，但庄士敦呼吁把威海卫作为一个特例的请求最终得到殖民部同意。该年年末，他获批修建新路，连接本租借地各个区域。接着，他申请获得一笔资金“用于购买2辆警用摩托车和1辆警用卡车”。威海卫已经通电数年，现在庄士敦又在租借地各处安装了电话系统。慢慢地，他把威海卫拽入20世纪。甚至连殖民部也注意到他取得的显著成绩，一位高级官员写道“庄士敦先生令我印象深刻，他讲究实际，可以胜任更高职位”。
那年夏季，士兵的大量涌入让威海卫活跃起来：“一支英国军团（米德尔塞克斯郡）、上海防卫队的几百名康复士兵、加强舰队来来去去的舰艇、四处活动的间谍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令人担忧的事情，让我远比往常年份的威海卫管理者要忙碌”。军用飞机首次飞越租借地上空，机动车辆在威海少数几条机动车道上行驶。庄士敦对于飞机的出现很激动，但担心汽车会破坏本地区的宁静：“我曾反对引进机动车辆，但不得不让步，以服从军事需要。”
自战争以来，刘公岛海面呈现出最繁忙的景象：“两艘航空母舰，许许多多的驱逐舰，整个的中国舰队及潜艇把海港塞得满满的。”作为地方行政长官，招待八方来客是他的东道主职责，庄士敦尽最大努力进行社交应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就花光了全年的招待费，并且已经给国内写信询问是否可以追加额度！……米德尔塞克斯军团乐队正在官邸的花园聚会上演奏美妙的音乐。”同将军和校官同宴成了家常便饭。多年来，威海卫从未焕发出如此生机与活力，特别是一向吝啬的英国财政部将他的招待费补助增加了一倍。那个夏季，庄士敦情绪高昂：“我坐过飞机，也乘过潜艇。我的一号管家宣称，即便给他100元，他也不会这样去尝试！”他难得如此开心。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一直同溥仪保持联系。抵达威海卫后不久，庄士敦便将溥仪的一名手下安排到自己这边“以充当他和溥仪之间的联系人，如果我不想通过邮局同皇帝进行联络的话”。这使得他们彼此可以定期保持沟通。溥仪尽管财政窘迫，可仍然继续送给庄士敦礼物，这其中包括信件和一幅送给皇仁学堂的纪念轴。庄士敦初返威海卫时，他本希望“如果这里没有发生与军事行动相关的骚乱，他（溥仪）或许可以过来同我共度这个夏天，他非常渴望来这里。”至于英国政府对这样一次来访会作何反应，我们只能猜测，尤其是庄士敦并没有向他们提及这件事。一开始，他没有想到溥仪来威海卫可能会引起任何麻烦，或者会引发一场外交事件。幸运的是，他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几个月后，庄士敦写信给骆任廷告知自己因溥仪希望到访威海卫而陷入的困境：“皇帝本人想过来同我住在一起，但我不得不委婉地解释我担心英国政府会不同意。”不过，苏格兰人的精明未曾离开过庄士敦：“我保留着他的亲笔信：或许有一天它们会延迟我进入济贫院的时间。”
1927年，庄士敦、正华务司李（C.R.Lee）与威海皇仁学堂的全体教职员工，手持溥仪亲笔题赠给该校的卷轴《培根竢实》
溥仪最终一再恳求，庄士敦只好寻求殖民部的意见。在发给伦敦的一封密函中，他声称自己“认为陛下想来威海卫的念头是极不妥当的……特别是在先皇的亲戚和忠实随从中，有几位坚信他们可以利用他为自己谋取政治或金钱利益，其阴谋诡计常常让他成为密谋焦点”。对溥仪来说，遗憾的是殖民部在这件事上赞同庄士敦的看法。
那时，庄士敦知道“日本人和某些中国君主制主义者阴谋邀请年轻的皇帝前往沈阳登基成为伪满洲国皇帝”。1928年，庄士敦相信溥仪不知道这个计划，但如果溥仪问起他，他准备给出如下回答：“我应该建议他拒绝接受，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中国的和平与统一。……鉴于他的软弱性格和他成为伪满洲国执政的条件，可以确信在沈阳他不过是日本人手中的一个傀儡。”庄士敦当时对传言的分析，事后却证明惊人的正确。
冬天远比夏天安静，但他依然非常忙碌。自该年年初，本租借地边境一直有匪乱，他下令武装警察进行巡逻，这导致发生第一批人员伤亡：“他们（土匪）数次越过我们的边界，向我们的警察开火，数名警察受伤。”激烈的内战在山东其他地区发生，威海卫很幸运没有遭受到更多破坏。不过，即便如此，“全省在大土匪张宗昌的控制下一片混乱，威海卫挤满了避难者。我几乎同张发生冲突，因为他拒绝引渡某些他称之为布尔什维克的人士，他真正想要的是他们的金钱！”
至秋季，政治局势已经发生变化，但混乱依然盛行。这对于像庄士敦这样在一线工作的人来说，实在糟透了。在伦敦外交官看来，中国局势简直一片混乱：“张宗昌已被……干掉。烟台……在某位暴徒手中，该暴徒显然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忠诚可言。日本人仍然占据着山东的部分地区，其他地区则由国民政府进行着名义上的统治。整个乡间人口减少，生活赤贫。”在这期间，英国继续徒劳地尝试着把威海卫交还给中国。
英国舰队在秋初离开，夏季来威疗养的数百名康复士兵也随之离开。只有一个连（大约150人）继续驻扎在这里，保护本租借地免受正在山东交战的中国军队的破坏。这是回威海卫后繁忙的第一年，尽管面临着来自内地方面的威胁，庄士敦仍然热爱这里的每一分钟。他充分利用相对平静的冬季时光进行写信，给骆任廷寄去一张官邸圣诞照片，照片中拍摄的建筑景观是以前的行政长官从未见过的，庄士敦解释说：“这不是我拍摄的，而是‘阿格斯（Argus）’号的一名军官乘水上飞机拍摄的。”
早些年，冬季的威海卫处于安静的睡眠状态。庄士敦决定在他主政期间让威海卫有所变化：“我要在圣诞节宴请全体外侨，由于官邸太小，我会在军官食堂设宴。大约有60个人，我的厨师说他需要做5个李子布丁！我从伦敦进口了许多最新款的薄脆饼干（以前从未见过）。”确保大家都能享受到一段美好时光。
担任行政长官的第二年年初，庄士敦仍然不知道自己将会执政多长时间。伦敦方面的官方看法是：“除非国民政府在山东施行有效管理，否则我们无法将威海卫真正交还给中国。”在庄士敦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中国这样的形势，没人能够预言和平还要多久才能实现。他认为理清这团政治乱麻需要数十年时间，因此建议伦敦“一旦山东拥有一个像样的政府，英国就应当放弃威海卫”。
庄士敦明白想让伦敦同意他的观点不是一件容易事。不过，只要归还问题不明朗，他就决定尽力为威海做点事。鼓励农民种植更多庄稼，当地主要经济作物花生取得丰收，其他庄稼也形势喜人。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年底，威海卫的财政盈余状况良好。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庄士敦在伦敦作为一名优秀管理者的声誉。
威海卫的繁荣带来了进一步改善。庄士敦引进了机动客车，首次为租借地人民提供公共交通；修建了更多公路，把乡村和爱德华港连接起来。威海卫人安居乐业，不必遭受战争和饥荒的威胁，自然支持他们热情的行政长官。所有这些改革与改进令人放下戒心，不过，“当地仍然没有归还要求”。庄士敦对当地人的情绪无可奈何，但他全身心地相信威海卫应当属于中国而非英国，因此他继续向伦敦殖民部陈述自己的观点。
至1928年年底，看起来他要如愿以偿。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似乎这是一个足够稳定的政府，英国政府可以与之谈判交还事宜。庄士敦高兴地汇报：
既然我们已经同南京政府谈判并签订了一项条约，承认该政府为中国政府，似乎没有理由继续拖延，除非南京政府鉴于山东这一部分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而提出延迟，尽管他们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不过，我认为这种阻碍仅仅是暂时的，除非又一轮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一切又重回大熔炉，否则我认为威海卫在1929年回归中国是可能的。
这次，他仅仅在归还时间方面估计错了。
庄士敦又一次面临离开威海卫后将去哪里的问题：“我当然希望在幽静的西山山斋定居下来，但我怀疑在土匪横行、混乱不安的年月里是否可行。或许某日某夜我的房子会被烧毁，书籍遭到灭顶之灾。”
1926年当得知自己要返回威海卫时，庄士敦不得不想办法维持樱桃谷，他清楚自己在威海卫期间没有机会再来这座山斋。1927年2月，短暂访问北京处理个人事务期间，他把山斋租给英国公使馆的同事托尼乔治（Tony George）。乔治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定期前往樱桃谷，确保花园得到照料并支付佣人工资。庄士敦很高兴这一安排，乔治真心喜欢这个地方，这让庄士敦确信在自己离开期间花园不会荒芜。1928年年底乔治调离北京时，庄士敦立即向英国公使馆提出将这座山斋作为通译生的一处基地。
这些见习生像他一样非常喜爱这个地方。其中一位后来回忆他们是如何同中文老师到那里“继续学习”，他记得其中几位老师“热情地融入山中生活，喜欢在山石溪流间吟诗漫游，常常赋诗留念来答谢我们”。对各方来说，这都是一种理想安排。庄士敦仍然希望他最终能够“回到那里居住”，他不知道何时能够如愿；至见习生占用山斋时，他就开始担心“我想恐怕返回英格兰是我唯一的出路”。
1928年年底，伦敦大学计划聘他为汉语教授，这坚定了他重返英国定居的信念。不过，该职位到1930年7月30日才会出现空缺。庄士敦说：“我或许在一年半后死去。”在聘任委员会任职的骆任廷，并没有因为此类悲观想法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催促庄士敦报名申请。庄士敦担心：“我怀疑自己是否具有相应的资格。我并不是一位真正的汉语学者，仅仅认识几个汉字而已，……涉猎了大量与汉语无关的课题，我从未把自己的兴趣仅仅局限于汉语本身，也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尽管庄士敦一反常态地缺乏自信，但骆任廷劝他认真考虑这个职位。
得知该职位的现任教授布鲁斯（Bruce）可能到1932年才退休，这个计划遂被庄士敦置之脑后。无论如何，殖民部发给他一封友好私信，“美言我在威海卫的管理工作，他们希望在归还后对我的任命可以发挥我在中国及中国人方面的‘独有知识’”。此外，他还有更紧迫的问题。1929年年初，威海卫人“更忙碌、更焦虑，因为山东这块地方已经爆发新内战。……也有迹象表明一场新的抗英斗争开始了，对我们的指控之一就是我们没有履行诺言将此地交还给中国……一直拖延至今。可能最后我们不得不结束，但殖民部不能说我没有提出警告”。庄士敦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推动殖民部早日同中国进行谈判，这并非易事。
1929年11月俯瞰威海卫，这张照片是那一年庄士敦送给骆任廷的圣诞礼物
有些实际问题需要处理。自英租之初就一直生活在威海卫的英国公民，开始索赔因归还而导致的种种财务损失。比尔是一位难缠的校长，在庄士敦担任华务司时就谴责庄的反基督立场，他因自己的学校关闭已经得到了1000英镑的赔偿，1926年他用这笔赔偿金将学校改建成了一处夏季旅馆。令庄士敦不悦的是，比尔现在打算就该旅馆进行再次索赔，殖民部同样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
1929年的年底比年初更让人高兴。他终于收到了香港大学颁发给他的荣誉学位——十年前授予的。那年十月，他写信告诉骆任廷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客人来访：“目前同我在一起的这个人远比沃金肖（即库克）女士迷人，她是艾琳鲍尔小姐，对其杰出事业的描述您可在《名人录》中找到。”鲍尔小姐作为经济史学家成绩斐然，这显然令庄士敦印象深刻：“她正前往日本参加太平洋会议，随后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课。”租借地居民对他们的行政长官在官邸内宴请宾客早已习惯，但这些来客通常成双成对。艾琳鲍尔年仅40岁，富有魅力，单身，没有年长女伴陪同，她在官邸的两周时间自然成为爱德华港的街头巷议。在她第一次到访官邸期间，庄士敦还没有“听说比尔夫人及其他当地女士（对这位迷人来客）的看法”。数周后，当艾琳再次回到官邸时，他很快听到了这些饶舌。
圣诞节，庄士敦组织了例行庆祝活动，这已经成为威海为社交活动的一个重要特色。除了单独为孩子们举行活动外，还为外侨举办圣诞聚会。1930年岁初，他为中外居民组织了午餐活动，整个节日期间艾琳鲍尔都是他的客人。对于她的陪伴，信中庄士敦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伦敦大学的阿诺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教授圣诞节前与我共度一周左右，他是一位非常令人愉快的博学之士，善于交谈。同样的评论甚至更适用于我近期的另一位来客——艾琳鲍尔小姐，她在这里过圣诞。”
庄士敦相当诙谐地记录了当地女士对自己这位女客的反应：“如果我不是一个糟老头子，估计全威海都会说闲话！关于衰老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是不容易成为诽谤的对象：尽管格雷沙姆（Gresham）小姐（一位当地传教士）……曾严肃地问我，是否同自己的一位外甥女住在一起？当我说她不是我的外甥女而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时，她长长地‘噢！’了一声以表达她的强烈不满。”庄士敦毫不气馁；毕竟，他说“我们需要做点事来为威海卫提供一点谈资，我想我们成功了”。
庄士敦好多年已经没有真正的女性伴侣了。现在他56岁，受到这样一位活泼聪明的年轻女士的关注，一定让他既陶醉又受宠若惊。对于艾琳来说，她“显然痴迷于庄士敦博学的‘中文’，他是那类一贯吸引她的‘年长者’”。庄士敦没有记录1929年他们共处期间的谈话内容，但他热恋她；艾琳后来写到“在威海卫他非常爱我”。艾琳去日本参加会议，在那里她向托因比透露庄士敦曾向她求婚，但似乎她在这件事上还有些动摇。庄士敦当然没有透露半点风声，即便对骆任廷他也仅仅写道，“艾琳不可能第三次来访，她已经前往纽约讲课，课程结束后她希望返回伦敦工作”。
尽管他俩彼此吸引，但庄士敦不确定艾琳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她在美国期间，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他写信给骆任廷，希望她在返回伦敦后能去看看他们，发表她“对威海卫和库克的最新感言”，但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关于他自己的未来，他计划“同我的书籍一起在某处定居下来，我手头有大量未完成的手稿，可以找时间和机会把其中一些写完。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让我生活在英格兰，那么我可能会定居在一个阳光更为明媚的地方”。他甚至告诉殖民部，将威海卫交还给中国后他不打算继续工作，而是希望退休。
艾琳离开，至少是暂时离开他的生活后，庄士敦得以将精力再次集中到归还事务上。由于中国政府不停变换，致使谈判拖延多年，现在几乎可以确定威海卫将于1930年被交还给中国。1930年4月中英两国达成协议，将10月1日定为交还日。庄士敦对这一时间安排特别满意：“我们的驻军有阿盖尔郡和萨瑟兰郡高地军团的一个连，如果今年交还，我希望自己会在风笛的吹奏中离开码头！”但是即便距离交还之日仅有数月时间，庄士敦还是被告知，一旦中国政府再次失去对山东的控制，便停止归还进程。
庄士敦开始筹划移交工作，但在此之前不忘先找点乐趣。在交还协议签订前不久，他以行政长官的身份给骆任廷写了一封正式函件：
我荣幸地告知您，根据我的指示，爱德华港的一条街道（也就是说，从水仙花湾附近的这座桥到现已被威海中学校舍占据的旗杆点）已被命名为骆克哈特路，以纪念您对这块租借地的管理岁月。
随着归还日期的临近，庄士敦开始忙于仪式安排，设法为英国统治30年积累起来的所有政府物资寻找地方。他问骆任廷是否想要什么。这位前行政长官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可以，希望行政长官办公室常年悬挂的那幅租借地丝织徽章由他来保存。庄士敦答应“把它带走或寄回家”。他信守诺言，这幅象征威海卫的鸳鸯镶框画现在已经成为爱丁堡骆任廷收藏品的一部分。
殖民部总是渴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为确保庄士敦像一位王国骑士一样交还威海卫，1930年6月这位苏格兰来的洋大人被封为爵士。像往常一样，庄士敦不在乎这份荣誉：“库克问我她现在是否可以称自己为‘沃金肖夫人’，当我断然否决时，她勃然大怒。”
随着归还临近，庄士敦再次陷入似乎无穷无尽的招待中。那年夏季典型的一天包括“一场海陆军阅兵活动；在官邸内举行家庭聚会；一场正式的午餐会；在新公园里为大约250名中欧人士举行另一场家庭聚会，由‘康沃尔（Cornwall）’号英舰乐队和阿盖尔/萨瑟兰风笛手进行现场演奏。年迈的总董们大口大口地喝光了香槟酒和红葡萄酒，变得激动起来”。除此之外，他还让自己的夏季常客做东。最令人难忘的有小说家兼诗人斯特拉本森（Stella Benson），庄士敦预料她的到来会像艾琳鲍尔一样引起流言蜚语：“她有丈夫，但我告诉她如果她只身前来，她会因我而成为众矢之的，但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
从许多方面看，本森都应该是庄士敦的理想客人。1920年她第一次来中国，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医院和医疗机构的一名秘书在北京工作。几乎可以肯定他和她在那时见过面，并且发现彼此有几样共同点。自孩提时代起，她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充满虚构人物的幻想世界，她还梦想着有一天退休到西山去写作。那年夏天她在官邸住了一个月，但那次访问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成功。庄士敦不停地谈到艾琳鲍尔，尽管他没有告诉她计划订婚之事。本森是一位聪明而又独立的女性，似乎憎恨庄士敦除她之外还仰慕别的女人。她对他的论断令人不敢恭维：
我相信如果他一直像自己的同类那样过着正常的生活，那么他会令人愉快，但这个世界让他拥有一处领地来管理——他从未遇到过像自己这样的人，不论学识方面还是公务方面——他总是认为自己独一无二，回避所有对他独特性的挑战。
语气相当粗暴，她似乎把他当时在威海的生活误解成他过去的典型状态。另一方面，她在庄士敦自认为独一无二方面判断正确。
距离正式交还威海卫不到六周时间，殖民部对此仍然战战兢兢。内战仍然在山东各地激烈上演，伦敦方面的感觉是“只能为威海卫的中国居民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庄士敦感到不管英国是否保留这块租借地，混乱是不可避免的。总的来说，在混乱之前离开这里是更为明智的举动。
庄士敦的观点很流行。9月底，南京的中国政府派了一队官员到威海卫准备接收事宜。他坚持归还的做法让他在租借地不受欢迎：“目前普遍认为庄士敦爵士想回国，正在设法摆脱这个地方。只要能够顺利交还，他才不在乎这里以后会发生什么。”严格来说，这不是真的，但可以理解那些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威海卫的人们的感情。
不管当地人怎么看，庄士敦不想偏离自己的既定方针。他继续为归还做准备，安排打包他的行李，结束自己在中国的事务。就在中方官员抵达之前，他甚至设法到天津看望溥仪并向他做最后告别。他发现这个流亡朝廷一如既往地充满阴谋诡计，但他却无法摆脱对这个年轻人别样的依恋。在他离开威海卫期间，伦敦传来最终消息：归还一定会发生，要做好最后安排。
一位专员奉命来接替庄士敦的工作，他被称为徐上校。两人相见时庄士敦有趣地发现，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时徐一直是冯玉祥的核心圈成员。尽管身处对立的政治阵营，但这两人似乎相处非常融洽。
英国在交接仪式中度过了它在威海卫的最后几个小时。10月1日上午10：15，来宾和观众聚集在官邸前的平台上。无论本地的中国人还是欧洲人都不喜欢他们即将看到的场景：“天气糟糕透了，西风劲吹，异常阴冷，阵雨绵绵，中国人立刻说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来宾齐集十五分钟后，徐上校在15门礼炮的欢迎声中登上爱德华港码头。码头上列有100名英国士兵和水兵组成的仪仗队，一支海军乐队高奏欢迎曲，士兵们身穿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光彩照人。接着徐上校乘车抵达政府官邸，庄士敦在那里迎候他。为迎接新主人的到来，小小的威海卫上演了一场精彩秀。在官邸旁组织了一次检阅活动，有乐队、1名号手、100名水兵和50名身穿苏格兰方格呢短裙的士兵组成。徐上校伴着英国国歌的旋律登上平台，这是英国国歌在威海卫的最后一次演奏。
1930年在威海卫交还仪式上，庄士敦一一介绍中国商会会员
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在上午10：45来临，庄士敦用中英文宣读了交还条约的部分内容。他感情浓烈，“其告别辞的结语朴素——‘我全心全意祝你们健康、幸福、繁荣’——把消极抛到一边，一如扯下面具”。当中国旗帜升起时，乐队演奏中国国歌，中英两国旗帜一起飘扬。米字旗降落时，英国战舰自海港处鸣放礼炮，成群的士兵列队离开阅兵场。为纪念这一时刻，中国人赠给庄士敦一只“光彩夺目的银杯”。这时，他已无法控制自己强烈的感情。他“随后匆匆离开，没有同任何人握手告别……所有人都认为他不会转身做最后告别了”。他最后的确没有挥手告别。交还后仅仅一个小时，庄士敦便乘坐“三明治（Sandwich）”号英舰驶离威海卫，前往上海。威海卫重新回归中国。
（史奥娜艾尔利著《来自苏格兰的帝师：庄士敦爵士的生平与时代（1874-1938）》，马向红译，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1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