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包》面世之前，阿包从没想过要写书。
她只上过两年学，几乎不识字。她对写字最难忘的印象是当年被人贩子拐卖，在北京和武汉的收容所里，有人叫她签字，她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很担心他们因此不会送她回家。
阿包
阿包是苗族人，汉名李玉春，1968年在贵州雷山县出生。她幼年丧母，经历过被辍学、被拐卖、被诈骗。她形容自己的一生是“牲口一样的命运”。她说：“像我们这样卑微的生命，本来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在带外孙女、照顾老伴、做家务之余，在家人都睡觉之后，她坐下来，靠着手机“语音转文字”，先把自己的故事讲给手机听，把讲话变成文字，再把字一一抄到本子上。她写满了两本信笺纸，还有两个笔记本。就这样有了10万多字的《阿包》。
《阿包》于2025年1月正式出版
翻开这本书，感觉是一个坚强又柔软的人在你耳边叨叨她的过去。那些叨叨里，比喻都很少，有也很简单。它让你想到了《活着》里的家珍。只是这一次，故事是由“家珍”自己讲述的。
阿包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书写完以后，对于“要不要出”，她纠结过好一阵。她不知道认识她的人看到这本书会怎么想，会不会笑话她，“但不管哪个看到，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没有一句是抄的，都是我自己活来的。”
“没有如果”的日子
阿包取自她的苗族名字“包里给”。“包”是路边生长的一根刺的意思。贵州漫山遍野生长着这种植物，父亲就给她取了这个名字，而她亦像一根刺，一头扎进了生活的暗处。
8岁那年，阿包的妈妈去世了。爸爸再娶的后妈带来4个孩子，家里一下有了8个正在长个的孩子。粮食不够，年幼的阿包只能每天饿着肚子去干活。即使自己给自己赚学费，也只上了两年，就被迫辍学了。
回想后来种种“遭罪”，阿包把它们都归咎于自己“没有文化”。
对爱情还没有概念，懵懵懂懂就结了婚；生下两个女儿，生生面对计生办的重罚；去人才市场街找活路，稀里糊涂地被人贩子拐去河北；好不容易回到家，劈头盖脸先砸来丈夫前妻回来的消息；千辛万苦守住家庭，死神接连带走了她的哥哥、丈夫；终于熬到两个女儿毕业、成家，2017年，她又中了电信诈骗的圈套……
她常常想，如果读了书，日子会不会就是另一番模样？
这是阿包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当时大约5岁：（左起）哥哥、妈妈、姐姐、阿包、爸爸、舅舅（1973）
17岁，阿包来到省城贵阳，给表姐带孩子（1985）
20岁这一年，阿包嫁给了大自己18岁的煤矿工人老赵
在苗族，女孩家读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嫁人。但阿包在心里告诉自己，要让女儿读书，不能让她们遗憾终身。
为了让两个女儿都有书念，阿包几乎做过所有底层的工作。她卖过菜、掏过粪、下过水泥、打过石头、做过护工、做过保姆……最累的时候，她同时做着25户人家的保洁，两只手都脱皮了。那会她害怕，两只手天天这样泡水，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退掉几家，钱就少了，她又很舍不得。
《阿包》目录
“读书是阿包的切肤之痛。”阿包的现任丈夫潘年英说，“她其实非常聪明，就上过两年小学，那两年她都考满分。后来她去医院做护工，久了也会做医生做的事，开药什么都不在话下。她本可以过上另一种日子。”
潘年英是湖南科技大学的教授，也是阿包离家打工后的第一家雇主。两人的缘分也是奇妙——2018年，潘年英因为腰椎间盘凸出请阿包帮忙护理。在生活中失意的两个人，后来慢慢走到了一起。
每次阿包给潘年英按摩腰椎，阿包都情不自禁讲起自己的故事，潘年英也喜欢听，听到泪流满面。有一天潘年英忍不住和阿包说，阿包，你这个经历，可以写一本书啊。
这句话打动了阿包。事实上，当年从河北逃回贵州后，阿包就很想告诉女儿那些被拐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但因为不识字，也只能是一个念头而已。现在有了手机“语音转文字”，有了潘年英的鼓励，阿包决定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
阿包用手机“语音转文字”来写书
潘年英有好几次偷偷看到，阿包坐在那里，一边写，一边抹眼泪。
“但在生活里，她是一个很乐观的人，遇到不高兴的事了，会有几分钟不爱说话，但过一会就好了。”潘年英说，阿包和她的姊妹们一样，能喝酒，能唱歌，能自我消解痛苦，家里总是叽里呱啦地洋溢着阿包充满活力的嗓音，“跟阿包在一起，她的乐观会感染你。她很尊重我，但不是讨好我。你跟她相处很舒服，不用猜谜。”
让潘年英感动的还有阿包的善良。当年从北京收容所到武汉收容所的火车上，警察给她买了坐票。她看到身边有两个小伙子站了几天，一直没位置坐，就把座位让给了他们。
还有一个细节书里都没有写到。被拐去河北后，曾有一次机会——公安局的人到了买家家里，问阿包是否需要求助，但阿包摇头了。因为她想到这家人已经花了钱，对她也不错，她得多干点活，“还完债马上就走”。
真了不起的妈妈
阿包被拐到河北那年，大女儿小菊6岁，小女儿小芝4岁。
“我是看了书，才知道妈妈当年逃回来这一路发生的事。很多细节我以前都不知道。”第一次读到妈妈向陌生人跪求，读到妈妈在火车上不敢睡着，读到妈妈几天就吃了一份盒饭，小菊泣不成声。
在“妈妈不见了”的那半年里，已经懂事的小菊对生活充满恐惧。“爸爸以为妈妈跑了，不再回来了，就把他的前妻喊回来帮我们做饭、洗衣服。有一次我妹妹掉进厕所坑里，我很害怕，赶紧把她拉出来。回家后我和她（指爸爸的前妻）说，她非常嫌弃地叫我们滚出来，说那是我妹妹，我自己把她带去哪里冲洗干净了再回家。”
“如果妈妈没能回来，我不知道我的命运会变成什么样子。”讲到这里，小菊哽咽了，“我知道妈妈这样努力地回来，就是想着我和妹妹。妈妈8岁没了妈妈，她好怕我和妹妹也没有妈妈。”
阿包写在信笺纸上的初稿
阿包回来后，家里“有一块钱就买一块钱的东西吃，有五块钱就买五块钱的东西吃”。有时阿包会带她们去公园，小菊和小芝都知道那些需要额外花钱的游乐项目只能“看看”。“妈妈说，等她下次有钱了，我们就来玩一次。”
学校放假的时候，姐妹俩也会跟着阿包一起去别人家里做保洁。她们做好了，兴冲冲地告诉妈妈，没想到妈妈又把房间卫生重做了一遍。小菊一开始还有点生气，觉得：妈妈重做一遍，她们不是白做了？
“但妈妈说，她看到有些地方我们没有擦到，一定要重擦一遍。她说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心，如果敷衍了事，下次别人就不会喊我们了，我们也挣不到这个钱了。”
那会小菊还没有“言传身教”的概念，只是觉得妈妈说得有道理。妈妈也会在这个时候叮嘱她们好好读书，因为有了文化，哪怕考不上大学，将来也可以做一份轻松一点的工作。
而今回想起来，在读书这件事上，但凡她们需要，妈妈从不落下。
小菊上初中后，阿包上班在医院打扫卫生，下班就去别人家里干活，一听小菊对一个英语培训班有兴趣，就把省吃俭用存起来的一点生活费拿给小菊，让她去交学费。
阿包也实现了心愿，小菊和小芝，一个考上大学，一个考上大专。小菊大学毕业了和同学聊天，听到几个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同学说他们在还贷，才知道原来有同学的学费是先向银行借的。
“我才想到，我们一年的学费是5000元，每到交学费的时候，不管家里多难，妈妈总能按时拿出学费让我去交。她真的太了不起了。”
阿包在田间劳作
而今，35岁的小菊也是两个女孩的妈妈。她在贵阳把一家晚托全托辅导中心办得有声有色。
“我对女儿的希望就是她们长大后可以独立养活自己，不要依靠别人。这是妈妈用行动告诉我的。”
小菊说，她的日子确实比妈妈的轻松多了。她常常带两个女儿去公园，只要她们想玩游乐项目，她一定会满足她们。
“我就买通票，她们爱玩多少，就玩多少。”
活出来的《阿包》
阿包有过纠结，担心那些经历写出来会让两个女儿难为情，“说起来，都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但小菊和小芝都很支持她。“语音转文字”这个办法，就是小菊告诉阿包的。
“妈妈写书不是为了卖给谁，她想留给我和妹妹看，留给外孙看。而且写书是妈妈自己的事情呀。”小菊说。
阿包拿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书（2025）
《阿包》初稿在2022年就整理好了，但它的出版过程有点像阿包的人生，曲曲折折。
一开始的编辑工作是由潘年英完成的。初稿里错别字很多，也没有标点，甚至有的句子语义都不明晰。潘年英把它交给打印店时，打印店的人看蒙了。潘年英说，你不管，先打出来，我会校正。
稿子整理好后，潘年英找过几家出版社，几乎每个出版社都反馈稿子很感人。还有一家出版社明确表示要出，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把《阿包》改成《秋园》那样的强文学性文本。
从可行性上说，这完全可以实现。因为潘年英是大学教授，也是一个少数民族作家。
“他们说故事要精炼，语言要优美，要有文学性。我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一个我和阿包合作的文本。”潘年英告诉我，他回去想了一个星期，越想越觉得这事是不对的，“改下来的话，就是我的作品，不是阿包的作品。”
在潘年英看来，大多数作家的文本很受时尚文学的影响，但其实是虚伪的。相比之下，阿包的语言直白却真诚，更有力量。
出版人涂涂也认同潘年英的看法。看到《阿包》原稿的第一眼，涂涂就觉得它极其特别：“我们出《阿包》，不仅仅因为阿包是我们这个时代底层女性的真实写照，还因为她的人生故事不是被任何人写出来的，而是她自己拼命活出来、说出来的。”
涂涂说：“我们的责编一开始读前面几段，感觉有点像流水账，就动手改了几处，但改了几页后她发现改不动，索性停下，先把书看完。等到看完以后，她回头就把原先改的地方全改回去了。我们都很确定，这本书有它自己的风格。”
阿包带着新书来到云南（2025）
“这本书会对别人有用吗？会对社会有用吗？我不知道。”阿包说，“但我希望，像我经历过的这些苦日子不要再发生在孩子们的身上。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一天天好起来，我们穷人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对于《阿包》，阿包一开始有点紧张。话筒、镜头、来到家里的记者……这些在她过往的生命中不曾出现。但慢慢地，有老家亲戚告诉她“我们很为你骄傲”，有陌生读者告诉她“我被这书治愈了”，她也高兴。
到现在，除了偶有记者来访，生活慢慢恢复了平静。阿包依然做着家务，照顾老伴，带带外孙女。她写好了自己的第二本书。她还喜欢唱歌、跳舞、拍抖音。两个外孙女仿佛感染了外婆的乐观，活泼开朗，总是遥遥一见就呼喊着“婆婆”飞奔而来。
阿包与外孙女苗苗（2021）
阿包说，今年或许会辛苦一点，因为二女儿有了身孕，之后她得去贵阳帮忙带带小外孙。“我是操心到死的命。”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一丝埋怨，反倒有些乐呵。
但她也有自己的计划。等小外孙长大一点，她就和老伴多出去走走看看。
“我和潘哥都没有太大支出，生活够了。现在就希望我们身体好一点，多活几年，多玩几年。”
潘年英在大学教授新闻摄影，阿包经常陪同他去山区拍照（2020）
我注意到阿包的抖音名叫“依然爱你”。一个特别适合她的名字。
她并没有阐释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她只是用她的活着，去诠释那句“世界以痛吻我，而我回报以歌”。
